毕飞宇小说《玉米》在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荣获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更是凭借其英译本Three Sisters荣膺2010年度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使毕飞宇成为继姜戎和苏童之后第三位夺得该国际大奖的中国作家。可以说原著和译本在文学界都算得上是巨大的成功。然而，在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中，关于葛浩文夫妇英译毕飞宇作品研究的论文仅有一篇，而对于《玉米》英译本的研究更是空白。因此，对《玉米》英译本展开具体的研究实属必要。多数关于葛浩文英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研究集中讨论了译者对原语文本的操纵和改写。而在葛浩文夫妇翻译的《玉米》译本中，我们明显地看到，译者尽力保存了原语文本中的异质，并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葛浩文夫妇在翻译《玉米》时不仅对原语和原语所在的文化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尊重，而且还兼顾了可读性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情况。本文在后殖民主义翻译学的观照下举例分析并论证了该论点。后殖民主义翻译学的领军人物劳伦斯·韦努蒂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以抵抗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并在目的语文本中体现出原语文化的“他者”。不过，韦努蒂过分注重异化的策略，却忽视了目的语文本的可读性。在《玉米》的英译本中，为了避免语言和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必要的阅读障碍，译者充分考虑了文本的可读性，使得目的语文本更流畅地为读者所接受。本文首先介绍了对毕飞宇和葛浩文已有的研究，以及葛浩文夫妇英译毕飞宇作品的研究。第一章简述了媒体和学者对葛浩文的采访与研究。第二章介绍了《玉米》英译本在英美读者中的接受情况，这对译本的评估有重要的作用。第三章提出《玉米》的译本结合了异化策略和译本的可读性。最后两章运用具体的例子论证了两大发现。第一，葛浩文夫妇主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主要在翻译文化负载词、俚俗谚语和审美观念中得以体现。第二，译者兼顾了译本的可读性，主要体现在小说标题，叙事风格的改动，以及对某些造成阅读障碍的信息的删减和改写。希望通过这两大发现对致力于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译者提供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