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党体制转型，是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研究台湾政党体制转型，在理论上，不仅可以为政党理论，特别是政党体制及其转型理论提供案例支持，还可以从中透视出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与路径，丰富政治民主化转型理论；在实践中，既为我们考察与审视东亚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的结合提供了现实的经验素材，也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背景下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在政策上，有助于理性认知台湾政治生态和更好地准确把握两岸关系，对于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具有现实针对性。　　 本文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台湾政党体制转型是“如何”（路径）以及“为何”（动因）发生的。据此，先借鉴亨廷顿“第三波民主化理论”，构建了一套以“情境变迁”与“精英选择”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分析框架并提出了文章的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对台湾政党体制转型的经验研究，力图对此一范式与理论进行案例检验和提供案例支持。研究有如下发现：　　 在转型路径方面。1949-1986年，是转型前国民党一党威权体制时期；1986年-2000年，是台湾政党体制的转型期，即由威权型一党体制逐渐向多元、竞争的民主型政党体制转型。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的实现，标志着转型的基本完成；2000年以后，是转型后多党竞争性体制的巩固期，在发展的过程中，已逐渐呈现出两党制的趋向。　　 在转型动因方面。岛内情境变迁诱发一党威权体制的适应性困境，即一元化的政党体制逐渐无法适应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一”与“多”的矛盾），另外，民众参与意识的提高，使得单一且封闭的威权型政党体制越来越不能满足民众多元化的民主参与需求（“威权”与“民主”的矛盾）。　　 同时，岛外情境变迁又导致党国威权体制外部合法性危机。国民党一党威权型党国体制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大陆的潜在威胁以及美国的外部认可、支持基础上的，当大陆不再把武力解放台湾作为首位的政治选择，当美国出于地缘战略利益的考虑接受了“同台湾废约、撤军、断交”中美建交三原则，当民主化的浪潮使得民主价值被世界普遍接受，党国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即随之出现。　　 这样，在岛内外情境变迁所引发的威权型一党体制适应性困境与外部合法性危机的共同作用下，作为执政精英的蒋经国与李登辉，不得不对既有体制进行适应性调适，并向内部寻求合法性的再生产，由此开启并推进了政党体制的转型。经过一系列自由化与民主化改革，台湾的政党体制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威权走向民主。　　 可见，台湾政党体制转型，实质上，是在情境变迁的约束条件下，由执政精英主导的，政党体制适应性调适与合法性内向再生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