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上市公司为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纷纷进行并购,资本市场掀起一股并购热潮。对于影视行业企业来说,其为了争夺稀缺资源（明星IP）,通常会选择高溢价并购“明星股东公司”。高溢价并购会带来巨额商誉,为企业未来发展埋下隐患。2018年,多数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引发“商誉暴雷”,引起社会各界对商誉减值的广泛关注。近几年,各界对商誉减值的关注度有所减弱,但加强管理层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研究对于企业和资本市场而言,仍至关重要。本文选取华谊兄弟并购东阳美拉为案例进行研究,一是华谊兄弟在影视行业中占有一定地位,二是其并购东阳美拉时签订业绩承诺已于2020年到期,研究窗口更完整,也更具典型性。本文采用了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以及事件研究法。首先,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归纳整理研究现状,选用信号传递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准则弹性理论以及隧道行为理论,为下文分析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其次,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华谊兄弟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华谊兄弟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其主要动机为管理者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企业避免亏损以致退市,主要手段是延缓商誉减值计提时点以及调节商誉减值计提金额。企业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给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包括多次引起监管机构问责导致企业声誉受损,加剧经营业绩下滑、股价下跌。再次,探究华谊兄弟利用商誉减值作为盈余管理工具的机会并提出对应的治理对策。结果表明影视行业高溢价并购产生的大量商誉以及目前用于商誉计量的方法给了管理层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不完善的商誉减值披露制度也加大了华谊兄弟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针对上述成因,本文从企业严格控制高溢价并购、压缩准则弹性空间以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三方面提出建议。最后得出结论和对市场中各方的启示,希望可以由此识别和防范上市公司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而促进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