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专门术语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目前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焦点问题、显性话语和重要研究范式。“文化研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对文化的研究，而是特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英国兴起，而后逐步扩展到全球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一政治活动，以社会文化批判为目的，以跨学科为特征，以实践为品格，以政治参与为旨趣。“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开放性、实践性与政治性等特点，与早期“文化研究”，即英国文化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早期“文化研究”的理论阐述，理出“文化研究”早期发展的线索，从而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当今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化研究”思潮。本文共分为四章八小节。 第一章“‘文化’的维度：‘文化研究’兴起、发展的现代性背景”，从时间观角度分析现代性背景下的文化焦虑和危机。从“五月风暴”自发的文化反抗，到众思想家自觉的文化批判，都体现出对人的存在状况的真切关注与体察，从而彰显出作为一种范式的“文化”维度，较为全面地勾勒出“文化研究”兴起、发展的现代性大背景。 第二章“‘文化研究’的起源”，分别从政治传统和思想传统两条线索进行追溯。政治传统揭示了“文化研究”与英国新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对资本主义新的社会状况的分析，新左派致力于从文化角度介入政治，对后来“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左派在五、六十年代所从事的成人教育及其积累的学术成果亦直接促动了“文化研究”的兴起，因而“文化研究”有着鲜明的政治批判特征。思想传统则是以“文化与社会”传统和“文化研究”中的几个核心人物为线索。在一定程度上，由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E·P·汤普逊在五十年代所开创的英国文化研究，就是以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和F·R·利维斯为代表的“文化与社会”传统的延续，他们抛弃了后者的精英主义立场，在战后新的背景下探讨新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对“文化与社会”传统的继承与批判，将在本节得到细致阐述。 第三章“早期‘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及其发展”，详尽分析了早期“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文化主义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在“文化主义的‘文化研究’”一节中，由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是英国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范式的主要内容，因此本节将主要通过阐释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来看文化主义的“文化研究”。在“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一节中，严格地按照结构主义在文化研究中的历史线索进行追溯，即由索绪尔首先提出符号学;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挪用了索绪尔的语言学范式，将其引入“人文文化(科)学”;法国的罗兰·巴特运用索绪尔的符号学分析法国通俗文化;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被引入英国的文化研究之后，直接促使文化研究范式发生了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转变。基于文化主义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各自的缺陷，第三节“新葛兰西派文化研究”阐述了葛兰西的理论如何为超越这两极提供了可能，从而促成了“文化研究”中所谓的“葛兰西转向”。 第四章“早期‘文化研究’的理论轨迹”，大致描述了早期“文化研究”的关注问题。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七十年代的媒体文化研究和青年亚文化研究还是八十年代以来的种族研究和性别研究，早期“文化研究”的理论轨迹清晰地表明了“文化研究”致力于文化塑造社会意义的作用，努力发掘社会边缘群体与主导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张扬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争取文化支配权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