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20世纪以来的禅宗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通过考察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禅宗研究,多带有研究者不同的文化立场。影响20世纪中国最大的三大思潮:西化思潮、中国文化本位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对禅宗研究产生过影响。有些是文化的原因,有些是政治的原因,但都含有作者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预期。其中,批判是主流。此外,影响禅宗研究较大的,还有佛学本位的教界和居士界佛学。他们都为佛学走向现代化、学术化、理性化做出了贡献。由于他们对佛学现代化发展的取径不同,其中又有中国佛学本位和印度佛学本位之别。而以印度佛学为本的反传统倾向,也决定了他们对禅宗的批判态度。80年代后,海峡两岸逐步走出严肃的政治氛围,进一步展开各方面的交流,学术研究也迈向多元、健康的发展之路。在这方面,台、港地区由于较先与国外学界保持密切联系,且延续了胡适、印顺以来的研究传统,故而较早走向多元。而大陆学界要到80年代末“文化热”、“禅学热”兴起之后,才逐步走上远离意识形态的研究。到1992-1993年间,迎来了第一次禅宗研究著作的出版高潮,并在此后的不断反思中走向多元、理性的研究之路。全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概览,以百年禅宗研究的群体、范围及特点为主要对象,宏观勾勒汉语世界禅宗研究的基本情况。第二——五章,依据不同的文化立场,将百年禅宗研究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西化派的代表胡适的禅宗历史研究所做的讨论。胡适是现代禅史研究的开山人物,对他的研究作评价分析的文章已经很多。本文的思路是,先从对这些文章的再反思中,考察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学界对胡适禅史研究态度的转变,分析这些文章的时代局限性,再进而展开自己对胡适禅史研究的理解。第二部分是对佛学本位立场的教内禅宗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中提到的重要僧人、居士包括太虚、吕澂、印顺、圣严等。这些人物的禅宗研究可以说都是带有护教色彩的,但因其对佛教现代化走向的思路不同,又可以分为印度佛学本位(吕澂、印顺)与中国佛学本位(太虚、圣严等)。以印度佛学为本,对中国禅宗是持批判态度的。本章的写作重点就是以他们的禅宗研究为对象,解释背后的现代性目的与他们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对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学者的禅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国文化本位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西文化论战的社会背景中形成的。在佛教研究中,这种坚持本民族文化为主体的研究成果最初表现在史学领域,汤用彤、陈寅恪、陈垣等人都有突出贡献。1949年后,这种中国文化本位的研究,主要在台、港地区盛行,新儒家是这种研究立场的重要力量。新儒家的禅宗研究主要是以儒摄佛的中国哲学重构,他们的关注点在儒家道德伦理与佛学思想的现代诠释,进而寻求中西哲学对话。新儒家的禅宗研究并不多,但他们为禅宗的哲学阐释,与西方哲学的沟通等,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四部分讨论马克思主义禅宗研究,主要以建国后、文革前大陆学界的研究情况为考察对象。马克思主义禅宗研究是“教科书时代”的典型代表,单一的思维模式和负面的价值评判,是其突出特色。第六章是对胡适、新儒家、佛学本位(包括僧界、居士界)之外的台、港及海外中国学者的禅宗思想史研究做回顾与反思。由于所涉区域较广,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其中,台湾学界有为数不少的各类研究群体,香港、海外中国学者又多与台湾学界保持密切关系,他们的中文论文、著作多在台出版。因此,我们只以台湾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作为影响这部分研究者禅宗研究的基本因素。由于与教界关系密切,僧人学者的研究占相当比重,多元立场并存是台湾禅宗研究的重要特点。在本章阐述中,则以时代专题分类,对其中的重要成果所涉及的立场、方法与问题做分析。第七章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多元禅宗研究,主要论述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末的禅宗思想史研究。以1985年前后为界,前期为恢复期,主要工作是介绍国外(主要是日本)、台港同行的作品,整理典籍,为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思想阐释的基本观念则未有太多改变。85年后,从美学、文化学等角度研究禅宗,成为思想突破的又一方式。到80年代末逐渐形成“文化热”、“禅学热”,渐有中青年学者以禅宗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以思想史研究为主的大陆禅宗研究在90年代迎来更多突破,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之一。本章以恢复期、禅学热、第一次出版高峰、世纪末的反思等为线索,结合每一阶段的社会背景、时代思潮、重要成果等,探讨各个阶段禅宗研究的特点与方法。第八章是在多元文化视野下,审视当代禅宗思想史研究。多元的研究方法、多元的研究路向、多元的立场角度是其中的重要特点。结合十几年来禅宗研究的重要成果,探讨当前禅宗研究的困境与前景。我们发现,目的论倾向的研究在理性与科学的旗帜下分外显眼。这一方面是中国百年来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本文以为,在当前的禅宗思想史研究中,各种立场与方法是并存的,这与百年来各种倾向的禅宗研究路向的传承有关。我们的学术研究进入理性、客观的时代,也仅仅是20几年的时间。百年来虽然理性与科学是最响亮的口号,但由于国家命运多舛,真正没有目的论倾向的研究是少见的。禅宗作为一种宗教,围绕其中的冲突比其他学科更为复杂、强烈。其中,以信仰和非信仰的角度研究禅宗思想,就是佛学本位学者与现代理性学者之间的重要不同。如何看待这个矛盾,是延续在百年禅宗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面对当前教界学者迅速崛起,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要突破当前的禅宗研究瓶颈,就应该重建禅宗作为佛教的主体性,不盲从于西方宗教学理论,也不脱离宗教本身去做纯粹的哲学思辨,与意识形态保持适当的距离,突破传统的经典解释的模式,允许不同立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