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连横是中国近现代海峡两岸著名的学者和爱国者,两人在儒学、历史、语文、新闻(编辑)等诸多共同领域都有显著的贡献,在海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两人情谊深厚,视如知己,在华夏民族文化整理、建设和宣传的事业中彼此桴鼓相应、声气相通,尤其是连横受到章太炎的勉励和启发等影响更加明显,是中国近代以来海峡两岸思想文化交流的经典范例和传奇佳话。在“华夏凋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的严重民族文化危机面前,章太炎、连横都以华夏“遗民”自居,胸怀“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和“立德、立功、立言”等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继承和发扬“存亡继绝、补敝起废”等春秋大义传统以求为华夏民族文化“延国学于一线”。面对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连横注重从华夏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正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应对僵局和危局的力量、智慧和勇气,同时也及时顺应“西力东渐,大地沟通,运会之趋,莫可阻遏”的时代趋势,表现出宏阔的眼光和胸怀；章太炎则认为单靠传统儒学已经无以济世救世,而是更注重立足于中国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根源盛大处”(严复语)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自性”,例如他对于中国“以文字为准”的文学文化思想和中国“文字型文化系统”(区别于西方的“语言型文化系统”)的发现和宣扬。章太炎也注重消化吸收西学的养分,同样表现出宏阔的眼光和胸怀。章太炎、连横都坚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质和独立价值观念,但比较而言章太炎更彻底更全面,这是他自始至终坚持“依自不依他”的文化哲学以及与此相辅相成的《庄子》“十日并出,万物皆照”多元文化观的结果。章太炎的“国粹”定义,并不限于当时“国粹派”所主张的“有优美而元粗埆,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元铜蔽”的“优选”范围,而是“记载故言,情状具在,舍是非而征事迹”。章太炎关于“夷夏之辨”的界定标准与连横单纯的文化(礼教)标准不同,而是综合了血缘、地域等多种因素。章太炎“新个体主义”的“群学”观既抵制和消解东西方群体主义思想权威,又力求维持“群”与“独”之间平衡协调的关系。章太炎对于当时学界盛行的“言文一致”观念,有自己独到的、理性的、全面的认识,并非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章太炎的民族文化思想,前后确有一些侧重点的不同、甚至有一些矛盾之处,但往往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主旨和线索。章太炎的“齐雅俗”观念、“大文学”观念、“大历史”观念、历史-小学-文学(以小学为根基和纽带)相互贯通联系的观念,都是意在打通他所认为不必要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分割,建立起厚实宽阔的、“化臭腐为神奇”的、整体化的民族文化体系,这是一种真正立足于中国“自性”、带有反思深度的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章太炎、连横的民族文化思想既表现出那个特定时代的某些共同特征,也由于两人地域、家庭和个人等诸多因素的差异而显示出诸多不同,尤其是海峡两岸政治、历史、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全面和深入的影响,致使两人民族文化思想显示出比较明显的地域特色。总之,关于章太炎、连横民族文化思想的研究在时代性和地域性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