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作为中国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中医学说,由于其源于远古时代,文中内容深奥玄妙,多采用修辞。近年来不同的译者对于《黄帝内经》中修辞的翻译所持看法各异,为了了解译者们对修辞英译时采用不同方法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本文拟从芬兰学者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的五种伦理模式,即: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以及承诺伦理出发,详细对比研究李照国和倪毛信的两个英译本中的修辞英译情况,探究其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以及两个译者遵循的翻译伦理。两个版本的翻译风格和特点都不一样,李译本为英汉对照本(汉文为刘希茹注解的白话文),倪毛信的译本较为通俗易懂且深受不少外国读者的欢迎。本研究分别选取《黄帝内经》中广泛使用排比,比喻和借代三种修辞共81个句子,找到两个版本所对应的译文,并对其翻译的充分程度进行赋分,然后运用SPSS进行客观的统计分析。研究发现两个译本翻译的充分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且李译本翻译的充分程度要高于倪译本。因此我们选取该译本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片段且最能反映其中的伦理关系,尝试从切斯特曼的五个翻译伦理模式对其进行解读。分析发现切斯特曼的五个翻译伦理对两个不同译文的处理风格确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倪毛信翻译的《黄帝内经》译文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翻译方法以意译为主,侧重原文中文化信息的传达且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其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或者翻译策略印证了其遵循的翻译伦理,即对倪毛信来说,其内心深处始终把自己视为一个服务人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始终没有把译者视为翻译中心,而是站在翻译之外来看待《黄帝内经》的翻译。李译本则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传达出了原文的语言特点及文化内涵,以再现伦理为导向旨在对外介绍传播《黄帝内经》的中华文化及中医医理。从伦理层面来说,五个翻译伦理最终都服务于交际伦理,不管是再现伦理,服务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还是承诺的伦理,其最终指向都是交际伦理,在该译本的翻译语境中交际伦理始终占据主位。五个翻译伦理虽然较为全面的描述了翻译过程中的伦理关系,但确有互相矛盾之处,具体应该遵循何种翻译伦理要视翻译文本的体裁以及译者的主观目的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