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作为合同解除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对违约方解除合同权利行使的研究可从合同解除的基本理论研究入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0条新增第2款,旨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在合同已无继续履行可能性情况下,拥有解除权的合同守约方怠于行使权利造成的合同僵局问题。虽然本条款一经出台就面临着巨大的理论争议,但针对否定论者所提出的违约方拥有合同解除权突破合同严守的担忧,可从该权利实质本身予以化解,即违约方拥有的是向司法机关申请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权利。本文从合同解除基本理论出发,认为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性质上为救济性权利,作为形成诉权是对继续履行抗辩制度的加重规则。针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否定说,可对合同道德作新理解,明确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并非背离合同严守及民法关于诚实信用和公平正义等基本原则,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建立在合同的效率价值而非效率违约理论上。在现行合同编法律中无其他适宜途径可供替代的情形下,肯定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是合理的,这对于完善合同解除制度和解决司法裁判适用中的法律缺失具有重大意义。在立法及司法层面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从其立法沿革过程中,可发现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存在着因在立法表达上模糊,而引发的关于使用条件和判断标准的诸多争议。而从其司法适用现状中,可以窥得在第580条第2款出台时间为界,法院关于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案件的裁判思路和观点皆有所变化,对该类案件进行实证分析,梳理相关案件的诉讼争议焦点,可知损害赔偿问题在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对违约方欲打破合同僵局需启动诉讼程序的前置程序约束虽然可以避免当事人恶意违约和滥诉,但也对法官的法律及商事综合素养提出极高要求,由司法机关对合同是否能够解除做最终决断存在可能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不足。针对目前违约方合同解除制度存在的各种瑕疵,为完善违约方申请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权利,立法层面上,应当对违约方合同解除权适用的判断标准作出进一步明确,明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含义,对此可以借鉴英美法的根本违约概念。明确此权利主体仅为违约方,并对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诉讼程序进行规范。司法层面上,法院应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释明职责,在审判中注重对守约方的损害赔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