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专利权利要求的理论研究。权利要求是指,专利权人对其发明创造主张权利保护的内容。这一内容需以说明书为依据,由申请人撰写于权利要求书之中,后者作为界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书面依据,系专利文件的重要组成。在今天,如何解释权利要求,直接决定着专利诉讼的走向,几乎所有关于专利侵权认定的理论著作和司法判例,都会涉及专利权利要求。但是,权利要求本身却从未被认真审视。这是问题之所在。关于权利要求的理论,作为一门学问,被彻底遗忘了。这是从遗忘历史开始的,它令实证主义大行其道,关于权利要求的理论研究日益单薄和趋同,以致于很少有人探究为何权利要求在今天如此重要。理论研究趋同的另一项不利后果是,权利要求解释的内在层次被忽略了,很多方法论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却没有得到正名。为此,展开对权利要求的理论研究,是必要且迫切的。本文除引言外,共有5章,凡言22万余字。第一章描述了权利要求的历史演进。1623年英国《垄断法案》是权利要求萌芽的思想源头,也是要求发明人清楚描述专利权保护对象的依据。起初,说明书对发明的全部描述均属于专利权保护对象。随后,有法官注意到,专利权的保护对象很可能只是发明区别于现有技术的部分。这一观点通过一个著名的英国案例,成为一种普通法依据,传播至美国。权利要求产生于美国。美国首位专利事务主管威廉·萨顿屡次要求申请人在说明书中,以书面形式陈述发明与现有技术的区别,权利要求的雏形出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约瑟夫·斯多利大法官裁定,专利权保护范围仅限于专利权人书面撰写的权利主张（Claim）。权利要求的早期法律实践出现。实证主义是美国权利要求实践的底色。19世纪中后期,记载于说明书的权利要求成为法官和陪审团首要关注的内容。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逐步分离,如何解释权利要求,成为专利司法审判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认为,19世纪70年代美国建立周边限定原则,是现代各国解释权利要求的通用方式,却容易忽略周边限定原则面临的诸多争议。第二章探讨权利要求的哲学基础。目前,对于权利要求的认识,都是依托于实证主义的框架之下,它解答着如何看待权利要求的问题。这在专利史上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包括对经验事实的重视,对形而上学的排斥,对权利要求语言描述精确性的要求。但是,如果放任实证主义对权利要求法律适用的影响,会割裂权利要求与发明的联系,过度关注记载于权利要求的语言而非技术特征。事实上,实证主义逐渐衰弱的后现代,大多数国家对实证主义的负面影响是有所提防。要求权利要求解释不应当受到语言的严格字面含义所限,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这种现实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在有关权利要求的理论,问题一旦涉及权利要求的理论基础、性质、特点,实证主义仍盘踞其上。权利要求需要被“打开”。哲学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更新人们对认知存在的理解,它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权利要求与发明的联系是不可以轻易割裂,却允许一定程度的区分处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分析,提醒着人们语言的含义源于其用法,它具有任意性。但是,语言组成的命题（技术特征）是可辩真伪的。正确理解命题的关键,不在于精确定义每一项术语含义,而是在恰当的时候,停止对命题的过度解析。第三章剖析权利要求的功能。在今天,权利要求的法律适用,被奉为处理专利侵权认定问题的基本范式。这是各国学者对权利要求适用现状的基本描述,却很少有研究指明,为何权利要求享有如此重要的法律地位。这是本章意图补充的内容。首先,权利要求的适用,降低了法官界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认知成本。曾经成功解决作品权利保护范围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实质性相似”不能很好地移植于专利法,因为法官很难说明发明创造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迫使着法官转向关注专利权人对发明的描述。并且,如何适用权利要求的关键,并非是奉行某种解释原则,而是申请人撰写权利要求的方式、专利局编制的权利要求撰写规范、法院解释权利要求的方法,三种要素是否相互协调。其次,权利要求的适用,改善了专利法的实施。权利要求经由各国专利局审定,可为市场主体对专利价值的评估,提供一个可比较的依据,便于专利市场交易的展开。权利要求限制发明可寻求保护的范围,它允许在同一技术主题之下,同时容纳着多项专利,通过削弱单一专利权的垄断效力,优化专利制度配置产业利益的效果。不过,权利要求要发挥以上功能,需要满足两方面的要求:第一,权利要求的撰写应当是清楚、简要的;第二,拟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这一理性人标准,建立权利要求解释的可接受框架。第四章是对权利要求解释的解构。这是关于权利要求最常被论及的问题,在今天,谈论权利要求解释会涉及一套复杂的规则体系,这是权利要求解释没有被展开的状态。首先,与第一印象相反的是,权利要求解释基本模型非常简单,它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如何选择界定专利权保护范围之依据;（2）如何处理记载于权利要求的语言。其中,周边限定原则需以权利要求书作为侵权判定的直接依据,将专利权保护范围限定于权利要求记载的范围之内,中心限定原则不受以上条件约束。其次,为了拓展这两个基本模型解决实际法律纠纷的能力,法官发展出各种理论工具,如等同原则、捐献原则、禁止反悔原则。但事实上,它们大多数都是法律解释方法在权利要求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延伸,包括普通含义解释、目的解释、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等。无论选择中心限定原则还是周边限定原则,都会使用到这些方法,衍生出不同的理论工具。最后,选择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会导致不同的法律适用结果,专利法可以决定权利要求解释的基本模型,却不能决定法官对解释方法的选择。长久放任法官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法律适用结果的不确定性、相互冲突。于是,司法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形式主义路径与折衷主义路径之间进行选择。两者区别在于,是否严格遵从语言的字面含义,以及是否允许法官拦截技术信息的输入。第五章探讨着我国权利要求的发展。理论工具的更新,会改变一些现有看法,包括中心限定原则在权利要求司法适用的影响,专利司法解释存在路径选择的矛盾等。这与大多数现有观点并不吻合。目前,我国权利要求的法律适用,面临着三大困境:第一,如何选择权利要求解释路径;第二,权利要求如何应对新兴技术的挑战;第三,如何优化权利要求解释之理论。对此,需从三个方面予以纾解:首先,我国法院需要保持折衷主义路径的政策导向,在恪守现状的同时,加强专利有效性的司法审查。其次,目前尚未能通过调整权利要求的制度构造,消除专利法调整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利影响,但应当通过控制专利垄断、抑制专利泡沫,解决部分棘手之问题。最后,要妥善选择权利要求解释的起点和终点,正确认识语言的作用,优化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