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他创作的“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备受关注,在当时所引发的汤沈之争在中国戏剧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汤显祖在戏剧创作上颇有才华,在戏剧理论上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其戏剧理论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至情论,二是意趣说。关于“情”,汤显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因情生梦,因梦成戏”,阐释了“情”“梦”“戏”三者的关系。本文围绕至情论和意趣说,以《牡丹亭记题词》和《答吕姜山》为核心文本,兼及汤显祖在《复甘义麓》《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耳伯麻姑游诗序》《答孙俟居》《答凌初成》《与宜伶罗章二》等文章、书信中的相关论述,本文梳理了英语世界研究者对汤显祖戏剧理论的译介情况,聚焦中西研究者对汤显祖戏剧理论思想的理解、阐释差异和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探讨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阐发汤显祖戏剧理论的当代意义和国际意义。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简要介绍了汤显祖戏剧理论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及国内学者对此的介绍和分析。国内学者对汤显祖海外传播情况有所关注。黄鸣奋、曹迎春、叶张煌、徐永明、段仁婷分别介绍了英语世界学者对于汤显祖代表作《牡丹亭》的译介与研究情况,为梳理英语世界学者对汤显祖的研究情况提供了参考。徐永明还与陈靝沅共同主编了《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研究论著选译》一书,选译了 15篇用英语撰写的有关汤显祖及其戏剧的代表性学术论文的译文。汪榕培先生在《＜牡丹亭＞的英译及传播》一文中介绍了美国译者白之的译本、中国译者张光前先生的译本和汪榕培先生本人的译本,辅以译介文本的实例简要分析了三个译本的特色和优劣。在英语世界,汤显祖及其剧作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依托于《牡丹亭》在海外的广泛影响,《牡丹亭记题词》至少有7种全文或部分的翻译,对于汤显祖“至情论”的研究成果颇丰。夏志清、西里尔·白之、史恺悌、李惠仪、宇文所安等众多学者对汤显祖至情论展开了翻译、介绍与研究。对意趣说的翻译相对较少且不系统,倪豪士、史恺悌、沈静等学者大都通过评述汤沈之争来表明对汤显祖戏剧理论思想的态度。其中,倪豪士、史恺悌明确支持汤显祖的观点,沈静则认为沈璟和汤显祖两人的观点都有合理性。第二章围绕汤显祖关于“情”的论述展开研究。第一节以英语世界研究者对汤显祖剧作和理论中的“情”的翻译和阐释为基点,探讨“情”的内涵。英语世界研究者多用“love”“passion”“feelings”来翻译“情”这一概念,将“情”阐释为爱情或激情,对“情”的人情方面的认识有限。第二节探讨汤显祖所提出的“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白之认为,梦与鬼魅的领域为《牡丹亭》提供了通向精神真实和哲学深度的路。夏志清认为《牡丹亭》是汤显祖很勇敢地向时间挑战的作品。杜丽娘的死和复活,被汤显祖用来证明爱情能打败时间。李惠仪联系晚明作品“缘情生幻”的重点,认为《牡丹亭记题词》表现了晚明文学中情的深广及其强大的力量,丽娘因情而死又死而复生的情节,赋予了丽娘主体性和无限性。第三节探讨汤显祖提出的“因情生梦,因梦成戏”这个重要命题,围绕汤显祖对“情”“梦”“戏”三者关系的论述,对英语世界研究者的相关阐述进行介绍。夏志清认为汤显祖的《紫萧记》《紫钗记》《牡丹亭》三部戏剧主要在谈论“情”,而《南柯记》《邯郸记》主要是在谈论“梦”,没有将对“情”和“梦”的认识深入联系起来,只提到《牡丹亭》中梦中之情的自由。李惠仪引入了主体性的概念来探讨情和梦的关系,联系晚明文学“缘情生幻”的特点,认为梦中之情更具有绝对性和超越性。中国学者华玮对此有一篇专论,认为梦能够帮助阐释“情”的主题、优化戏剧结构、创造移情与疏离结合的观众反应。第三章围绕汤显祖的意趣说展开研究。英语世界研究者对汤显祖“意趣说”的直接翻译较少且不系统。仅有倪豪士和沈静对“曲意”进行了翻译,倪豪士将“曲意”翻译为“the purpose of the songs”,沈静将“曲意”翻译为“the meanings of music”。第一节探讨英语世界研究者对“意趣说”的解读,英语世界研究者大多通过汤沈之争来表明自己对汤显祖戏剧理论思想的认识。白之将沈璟所坚持的固定规则视为文学创作的通俗惯例,认为惯例虽然很重要,但在才华和天赋面前是“不必要地”。史恺悌并不支持对汤显祖作品无视韵律的批评,认为汤沈之争是语言和艺术表达层面的问题,汤沈两人对于戏剧文本使用方式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而语言艺术表达与作品的思想主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倪豪士认为两个流派争论的关键是因为吴江派痴迷于音乐的韵律规则和完美,而以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则强调内容和思想,认为吴江派的改写行为是为了显示自己学派的优越性。沈静认为,沈璟强调韵律规则和汤显祖重视文学创造力都走到了极端,韵律规则和文学创造力本身并不冲突。第二节探讨汤显祖的意趣说,意趣说实质上反映了汤显祖对戏剧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认识。白之肯定了汤显祖在戏剧创作上的天赋和才华,也不认可沈璟修改汤显祖剧作所依据的原则。合理推断,白之更加看重内容,且不赞同极端重视形式的理论和实践。史恺悌将歌曲或者说音乐（song）视为形式,将汤显祖的文本（text）视为内容,认为汤显祖倾向于改变音乐形式来适应自己的文本,而他的批评者如沈璟等人为了满足传统音韵格律的标准不惜改变汤显祖《牡丹亭》的原意。倪豪士编译的《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手册》指出:以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则强调内容和思想,看重文学品质,而以沈璟、冯梦龙为代表的吴江派痴迷于音乐的韵律规则和完美,对于音律的追求有些严苛。手册还评价沈璟和冯梦龙等人修改敌对集团领导人的戏剧是为了显示自己学派的优越性。第三节探讨汤显祖的浪漫主义创作观,汤显祖认为灵气可以突破常格。史恺悌并未用浪漫主义来概括汤显祖的创作风格,但有类似论述,认为汤显祖支持一种不受形式和合理性的传统观念约束的风格,并且对汤显祖在《合奇序》中对灵气的相关论述进行了翻译。理查德提到汤显祖同倡导浪漫主义风格和内容的公安派作家保持联系。英语世界研究者对汤显祖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论述较少,反映出他们对汤显祖思想的整体把握和理论内部联系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综观英语世界研究者对汤显祖戏剧理论思想的译介情况可以发现,译者选取的英文词汇很难与汤显祖理论的原词含义相对应。这一方面是因为语言差异导致的对应困难,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家之间国情和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另外,因为汉语文学中惯用的隐喻这类修辞手法以及含蓄委婉的表达风格,想要准确地把握戏剧作品中每个字词的含义并不容易。汤显祖既是戏曲家,也是文学家,重视戏剧作品的文学价值,作品中就多有隐喻,理论论述也有多重层次。另外,英语世界研究者对汤显祖戏剧理论思想的研究不系统不深入,对汤显祖的至情论大多是作了概括式的介绍或者直接参照中国学者的研究。进行深层次挖掘的多是如夏志清和李惠仪一样的华裔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英语世界研究者被语言与思想文化的差异所局限,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学者对英语世界输出的英文专著与论文较少,中国学者与英语世界学者在就具体理论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对话上仍然有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