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礼作为中国古代五礼之一,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丧葬礼俗更是作为地方对国家礼制共性与个性交织融合的成果体现。临汾地区因自身地理位置及人文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丧葬习俗中形成了地域性、传承性等特色,本文将从区域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刻剖析,深入了解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的丧葬礼俗。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的丧葬礼俗由国家制定官方仪制与地方礼俗两部分构成。通过《礼记》《仪礼》等先秦文献的最初规范并结合明清文献《明会典》《明集礼》《钦定大清通典》等官修礼制书籍记载对国家官方仪制做介绍,再根据临汾地区现存地方志、碑刻材料及当今口述对地方礼俗进行分析,立体全面还原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的丧葬礼俗,进行对比得出其循礼违礼之处,及对现今的借鉴意义。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的丧葬礼俗基本遵循古礼,因其地处于中原腹地,自古以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故在丧葬仪式上多循礼制,按礼制进行丧葬的基本流程。但在主观上因其过于遵循儒家思想,孝道为先的观念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加之客观的个别县区的地贫民疾,使得葬期延误,形成停丧不葬之象;其二因魏晋后佛道传播之快,至明清时在广大平民中已有深厚基础,加之灾害不断,使得佛道加深其在民众信仰上的影响,希望消除罪孽、期盼转世不再遭受苦难等思想在丧葬礼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最终形成佛道在儒家原本的丧葬礼制中渗透融合之状;因自身地理文化因素对其经济的影响,及佛道新思想渗透下增添的新习俗的影响,使临汾地区形成奢靡与俭朴并存的丧葬礼俗模式。临汾地区明清时期的丧葬礼俗不仅仅反映临汾地区与国家仪制的不同之处,更是地方在当时国家大背景之下的经济文化的反馈,对地方文化形成客观准确的认知,成为研究地方史的有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