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十七年”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期，这一阶段所产生的一大批“革命历史叙事”创作，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淀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革命历史叙事”文本的改编，也是与之相伴随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半个世纪里有关“革命历史叙事”文本的两次改编高潮，不仅使这一类型的创作得以更为深入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意义”也在不断地改编中发生着变化——我们注意到，每一次文本的改编及其意义的变迁，都与时代文化思潮的变迁密切相关。《敌后武工队》的“改编史”是一个值得分析的典型个案。 本文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末至21世纪以来关于《敌后武工队》所有改编形式的分析与讨论，以对这一文本的改编历史的纵向梳理为基本线索，分别从战争叙事、爱情叙事以及人物形象等几个方面具体展开，重点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对《敌后武工队》改编和意义建构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从而揭示“审美文本”意义变迁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往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研究普遍忽视了其本身具有的可生长性，“革命历史叙事”意义的生成与变迁，是与原有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改编过程总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的意识形态、社会思潮等方面有着复杂的关系，并且呈现为特有的改编样态。 本文在版本辨析和20世纪5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敌后武工队》改编史细致梳理的基础上，重点择取文革时期改编的连环画和80年代、90年代及新世纪三个影视改编影视剧作为讨论对象，将《敌后武工队》的改编史大致分成三个阶段，分别从战争叙事、爱情叙事以及人物形象三个方面进行对比论述。 文革时期的叙事策略延续十七年的“双结合”创作原则，强调具有时代色彩的“红光亮"人物形象塑造方式，“三突出”原则以及激进文化思潮和观念等等都在这个时期改编本上留下鲜明印记。《敌后武工队》连环画文本，在“纯化”原著的战争叙事的同时，有意遮蔽了爱情叙事，并且将原作中在结构和情趣上有着重要作用的次要人物，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缩减。 新时期的影视剧关于《敌后武工队》的改编给人们耳目一新的全新感受，在80年代《敌后武工队》的影视改编中，原作中真实严肃的各类历史场景改变了模样--或者被演绎为血腥十足的武打竞技场，或者成为人物形象作秀耍酷的舞台。进入市场经济逐步成为社会主导的90年代，《敌后武工队》的改编大规模向大众喜好位移，实现了“革命历史叙事”从“媚上”到“媚俗”的华丽转身。在物欲合法化的新时代里，《敌后武工队》改编者不仅浓墨重彩地重现爱情叙事，而且“创造”出“三角恋”或“多角恋”的新的“革命历史叙事”情趣。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世纪的《敌后武工队》的改编，在人道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理论影响下，有意让女性形象在恢复自身的性别特征的同时呈现其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比如对作品中主人公之一汪霞的处理，改编者在赋予汪霞前所未有的美貌之余，又集中细致地刻画了她的“小女子”一面：娇弱、忸怩、冲动、意气用事。这些改编本开辟了次要人物的新天地，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的复杂性得到凸显；情节的传奇性、复杂性得到大规模强化；人物性格中的“普遍人性”侧面得到张扬。 《敌后武工队》的初始文本——原著小说文本，将传奇因素与时代意识形态意图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某种角度上说使得“革命历史叙事”的意义得以固化。而其后不同历史时期的改编版本，根据新的时代的要求，常常以“微缩”或“拼接”的方式，力图改变故事应有的当下意义。如果将《敌后武工队》的初版本看成历史起点的话，那么之后不同的改编本，这可以看作是人们在不同文化思潮作用下对“历史”的连续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