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学校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开展教育矫治的专门教育机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司法教育保护措施之一。但是伴随着强制性入学制度的取消以及未成年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专门学校教育矫治工作一直受到社会以及部分专家学者的质疑。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两部未成年法律开启了修订工作,最新法律政策对于专门学校定位以及教育矫治工作提高了具体的要求,专门学校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重要组成之一的职责及教育矫治模式议题等,又重新得到关注和广泛讨论。进入21世纪,社会工作开始进入专门学校,参与专门学校教育矫治,自此专门学校教育矫治开始突破原有教师主导的单一模式,进入教育矫治的新时代。本文以吉登斯的“结构—行动”理论框架为指导,运用个案研究法,以上海市某专门学校为例,从专门教育矫治工作的两个重要参与主体:学校老师和社会工作者出发,探究社会工作者进入专门学校参与教育矫治后,学校老师和社会工作者在教育矫治工作和教育矫治服务方面的发展变化,以及两者互动探索形成的专门学校教育矫治模式的内容和特点,反思专门学校教育矫治模式如何进一步完善,提出对发展专门学校社会工作教育矫治服务的一些建议。研究发现,教育矫治社会工作服务主要发生了从微观心理观护走向中观教育矫治的发展变化。教育矫治社会工作服务以政府购买项目化联动运行,社会工作者以第三方社会专业力量进入专门学校,以“优势视角”和“人在环境中”理念为指导,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和技术,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基础上开展以互助型、学习型、成长型团体小组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育矫治服务,旨在为专门学校学生创造一个平等、接纳的氛围,从而引导专门学校学生的自我发现、自我成长以及实现与环境的良性互动。学校教育矫治工作主要发生了从惩罚性矫治走向教育矫治并行的发展变化。专门学校老师作为教育矫治工作的主要力量,秉持“立足教育、科学育人、挽救孩子”的原则理念,积极运用心理辅导和咨询、课堂教学以及家访等常规方法,主要开展文化知识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还参与一部分学生的保护处分,体现了对于专门学校学生及其家长、普通学校以及社会的责任,在教育矫治转化未成年人的基础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促进社会稳定。专门学校老师和专门学校社会工作者互动融洽、相互影响,初步形成了专门学校教育矫治模式:专门学校老师为主体,专门学校社会工作者作为辅助,未成年人司法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参与,以教育心理学、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未成年司法理论为指导,秉持协同性原则,在教育和保护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的正向转变,预防违法犯罪。专门学校教育矫治集中在学校范围内和日常教学期间,教育矫治普遍运用课堂集中教育、个案心理辅导、团体小组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等主要方法,在保障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开展教育矫治,内容上以常规性文化知识教育、基础发展性心理和行为矫治为主,同时还涉及部分学生的保护处分。专门学校教育矫治遵循严格的专门教育流程,采用综合性阶段评估和短期跟踪评估。但是初建的专门学校教育矫治模式还是存在教育矫治“笼统化”、“局限化”以及社会工作参与教育矫治缺乏制度保障的弊端。因此需要在明确专门学校教育矫治的属性和定位的基础上促进专门学校教育矫治的科学体系化建设、推进教育矫治的多元联动以及创设专门学校驻校社会工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