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西方国家纷纷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步伐,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在各个艺术领域里风生水起。戏仿、解构、拼贴等充满了游戏式思维的艺术作品,在电影界也开始纷纷登台亮相。英国年轻的导演盖·里奇就是其中之一。他用自己独特的电影思维,借用后现代语境提供的场域向我们展示了一次英伦摇滚般的电影秀。他最成功的两部作品《两杆大烟枪》和《偷抢拐骗》,不仅使其一炮而红,两部电影中呈现出来的相似性文本更使得盖里奇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电影风格。他的尝试,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英国电影的发展,他的全新的电影风格,不仅仅在艺术上和社会文化心理学以及电影受众的角度值得细细研究,同时由于其电影在表现内容、精神气质以及艺术制作等方面的前卫性和实验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国家电影的导演的创作,我国的宁浩就是其中之一。我国年轻导演宁浩作为新生代导演的有生力量的代表,凭借其独到的智慧和幽默,以及对于电影手法的娴熟运用,不仅将盖里奇的电影风格成功的移植到本土,而且具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他的“疯狂”系列电影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将占有重要的一个章节。“宁浩现象”于当下的中国电影也来讲,是一个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对象,他的电影在艺术上、商业上以及文化上有着多重价值,因此,引起了包括电影学界专家在内的普遍关注。然而,同盖·里奇一样的命运使得宁浩这一新的电影模式还未形成类型便处于难以确定的“雾中风景”里——这样的电影模式为何没能及时形成某种趋势?或者两部如此成功的“疯狂”电影为何没能带动中国电影走向某种以“类型”为关键词的领域中来?那么,假若当下不具备形成此类型电影的环境,那么什么样的社会语境才能孕育出这样的类型呢?此种类型的存在于中国电影来讲意义究竟何在?这是我们当下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将盖·里奇的两部影片同宁浩的“疯狂”系列相比较,从宁浩电影对于盖·里奇电影的成功原因上进行分析。该篇论文主要运用比较研究和作者研究的方法,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并且,重点对于宁浩的成功移植进行原因分析,对于其为中国电影的创作所产生的启示进行总结和梳理。主要采用直接观影、市场调查以及相关资料借鉴的方法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