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索农村自杀死亡丧亲遗族，简称自杀遗族（Survivor of suicide/Suicidesurvivor），在亲人自杀身亡后的悲伤体验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对比研究农村自杀遗族与意外丧亲遗族和疾病丧亲遗族悲伤体验的差异性及其特点，为农村自杀遗族的悲伤救助和自杀心理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在辽宁省大连市某县市全域范围内，随机选取8个乡镇作为被试取样现场，收集死亡时间在2006年10月1日至2011年10月1日5年间所有自杀死亡、意外事故死亡和疾病死亡的目标人，选取1-3名目标人的八类亲属为研究对象。采用悲伤体验问卷（GEQ）、症状自评量表（SCL-90）、大五人格量表（NEO-FFI）、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应对方式问卷（CSQ）和生活事件评定量表（IRLE）及自编社会人口学问卷为研究工具，对获取的200例自杀死亡目标人的254例自杀遗族、意外死亡目标人75例的意外丧亲遗族100例；因病死亡的81例疾病丧亲遗族111例，共356例死亡目标人，465例丧亲遗族进行现场一对一的心理解剖访谈和问卷调查评估研究。结果：（1）自杀遗族在悲伤体验问卷的总分及各因子的得分均高于意外丧亲遗族和疾病丧亲遗族，在除内疚、躯体反应和自毁行为外的因子上差异显著，且在总分（F=54.365, p<0.001）及羞耻感（F=90.428，p<0.001）、独特反应（F=94.229，p<0.001）、责任（F=26.625，p<0.001）、拒绝（F=58.787，p<0.001）、一般悲伤反应（F=37.447，p<0.001）、寻求解释（F=14.884，p<0.001）因子上差异极其显著。（2）自杀遗族悲伤体验因性别（t=-4.271，p<0.001）、亲属类别（F=11.041，p<0.001）、与目标人的亲密度（F=6.769，p<0.001）不同而有显著差异。女性自杀遗族得分（129.65±37.93）显著高于男性（111.46±28.47）；母亲遗族（151.03±43.07）和妻子遗族（130.37±34.22）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亲属遗族；与目标人关系亲密的自杀遗族（140.35±34.78）得分最高。（3）农村自杀遗族的悲伤体验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轻。（4）悲伤体验问卷的总分与自杀遗族的受教育年限（r=-0.137，p<0.01）及家庭年收入（r=-0.220，p<0.01）呈显著负相关；与症状自评量表的总分及10个因子呈显著正相关（r=0.247～0.578，p<0.01）；与应对方式量表中的成熟型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r=-0.127，p<0.05），与不成熟型应对方式（r=-0.374，p<0.01）及混合型应对方式（r=-0.278，p<0.01）呈显著正相关；与大五人格量表中的神经质因子呈显著正相关（r=0.536，p<0.01），与外向性因子呈显著负相关（r=-0.293，p<0.01）；与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中的家庭支持因子呈显著负相关（r=-0.133，p<0.05）。（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农村自杀遗族悲伤体验的主要因素按标准回归系数大小依次为亲属类别(β=0.282)、神经质人格特征(β=0.232)、SCL-90抑郁因子(β=0.178)、和丧亲时间(β=-0.171)、焦虑因子(β=0.169)、宗教信仰(β=-0.167)、自评与自杀目标人的亲密程度（β=0.119)七个变量，模型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F=37.49，p=0.000）。结论：（1）农村自杀遗族比意外丧亲和疾病丧亲遗族要经历更加强烈的悲伤，自杀遗族会体验到较高强度的羞耻感、内疚感、责任感、被拒绝感和耻辱感，感到缺乏社会支持，会持续探究死者自杀动机并常对他人隐瞒自杀事件。（2）农村自杀遗族悲伤体验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轻。（3）农村自杀遗族的悲伤体验有亲属类别的差异，尤以父母与配偶尤为严重，兄弟程度最轻。（4）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采用积极应付方式、家庭支持越好的农村自杀遗族悲伤体验越轻；具有神经质性人格特质、心身健康状况越差的自杀遗族悲伤体验越强烈。（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农村自杀遗族悲伤体验主要因素有亲属类别、神经质人格特质、SCL-90抑郁和焦虑因子、丧亲时间和宗教信仰以及与自杀目标人的亲密度。提示，农村父母和配偶自杀遗族是高应激人群，是悲伤和自杀预防的高危群体。（6）有关农村丧亲遗族悲伤及心理危机干预建议：1）成立农村意外丧亲族心理关怀互助组；2）提高对自杀遗族心理危机救助的专业力量；3）加强农村农民的心理健康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