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书法家。他不仅是疾呼变法的政治领袖,而且是一位敢于向传统观念提出质疑的文化学者。他的思想带有典型的“觉醒”意味,并展示出了他学贯中西、杂糅经史的理论积淀。《广艺舟双楫》包含了康有为对文字与书体流变的考察、对历代碑版的评点以及对书法实用技术的考证,作为当时最系统、全面的书学论著,它不仅完善了碑学理论体系,而且为后世的书法研究提供了思路与框架上的参考。因此,对该书进行全面而细致地研究,对于把握中国书法审美转向、完善当代书法批评体系、促进书法学科向现代学术转换等皆具有重要的意义。学界普遍肯定《广艺舟双楫》的学术价值,但多数相关研究的结论仅是对其影响的确认或强化,缺乏对其理论贡献的反向思考,亦少有研究对观点背后的生成逻辑作深入的观照。基于此,本文从有别于既往研究的视角出发,从“观点的构建”入手,试图对书中的核心理论话语及其构建基础、观点生成阶段的构建思路及文本呈现、观点扩散阶段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探讨该研究之于当代书法批评的现实意义。对《广艺舟双楫》书法批评观的构建进行研究,首先要提炼出该书的核心理论话语。康有为提出的“天地江湖无不变”体现出的尚“变”思想既是康有为在政治、思想、艺术等方面的基本态度,也是其碑学理论及书法批评观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康有为自述的分析以及对全书结构的拆解,可以得出,《广艺舟双楫》在尚“变”思想的统领下,高度凸显了作者“尊魏卑唐”“崇碑抑帖”的观点,此两种在全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批评观充分反映了康有为的书法史观及其在书法风格取向方面的价值观。其次,深入探讨《广艺舟双楫》书法批评观的构建基础。该论著成书于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康有为怀抱政治理想但屡屡碰壁,仕途失意的他转而将热情投入金石研究之中。一方面,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礼法和儒道思想的束缚,又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吸收了崇尚自由与变革的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乾嘉以降,金石考据学科盛行,为碑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研究材料。前人对碑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以及康氏的交游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的碑帖观。在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在彼时艺术理论与书法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复杂的环境催生出了康有为既革新又保守的理论观点。再次,从内在思路与外在呈现两方面讨论《广艺舟双楫》书法批评观的生成。首先,康有为在搜集大量可供研究的碑版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可为自己观点提供佐证的事实证据,并选择了兼具全面性与权威性的论据支持自己的批评观,其中对“物极必反”道理的强调与对“以前验后”的归纳推理皆为康有为所运用的典型论证方法。与康有为其人的政治诉求同脉,《广艺舟双楫》一书整体呈现出汲古、开今的文风。他在汲取古代书法批评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写作目标及评价标准,对碑刻进行的形象譬喻式批评和品第式批评皆继承了古典书论中的批评模式,这也从另一角度显示出他一贯的复古思想。最后,梳理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成书前的学书历程与取法,再结合他在成书后创作的书法作品,以考察其理论观点与创作实践是否能够相互印证。文字中已阐发的意义需要经过扩散才能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全面考察《广艺舟双楫》的传播与接受,分析该书如何通过媒介活动对其批评观点进行传意和释义。在传意层面,《广艺舟双楫》主要依靠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两大传播途径,通过商业流通中的印刷与出版、开展以康有为书法为主要议题的学术研讨等具体活动,扩大该书的传播范围以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除此之外,民国报刊中的《广艺舟双楫》广告亦对彼时该书观点的扩散起到了宣传推广作用。在释义层面,学界主要通过对该书进行评点疏证和研究该书内容及观点等方式达到与作者在精神层面上的交流,读者则通过对该书批评观点的确认或反驳做出个体解释。《广艺舟双楫》的影响亦达海外,其中以日本为最,日文译本《六朝书道论》的翻译与出版对日本书坛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最后,归纳总结《广艺舟双楫》书法批评观构建的局限与启示。在观点本身的讹误之外,康有为在对书法批评观进行构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局限,如他对“变”“古”的过分强调以及批评标准与批评文本之间产生了错位等。但不容忽视的是,对书法艺术而言,该书标志着碑学由书风到理论、由实践到学说的跨越,对书法学科而言,该书为古典书论向现代学术的转换提供了参考。摒弃其不足再撷取其精华,《广艺舟双楫》书法批评观的构建亦对反思当代书法批评存在的误区、总结开展书法批评应秉持的基本态度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综上,本文在既往康有为书法研究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针对其观点的构建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期冀通过厘清书法史中代表性论著的批评观点的构建理路,帮助人们重新理解书法批评,并正视“批评”之于文艺的重要作用,以推动书法批评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