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瞬间,在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忽视它留给我们的文学价值与理性思考。那时的文学,呈现出政治凌驾于文学之上,文学规范束缚住作家的“手脚”,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中。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文学自然而然也就丧失了理性批判,进而部分作家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真诚和良知。然而赵树理本身所固有的农民性与知识分子人格力量,使他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种种矛盾与冲突,体现了他在时代政治严格规定范畴与氛围内不失自我的大胆艺术追求和试图冲出人们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的努力、痛苦、挣扎。赵树理“十七年”创作的矛盾性作为解读那个时代历史真相的信息密码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因素,时代语境的遽变和惯常思维的断裂,已经把赵树理挤压在十字路口,其自身身份的尴尬与“东西总部胡同之争”,更折射出赵树理与当时意识形态的格格不入,其艰难的自下而上的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赋予了他多重文化视野,并影响制约他一生的文学道路。赵树理在“理想世界”的“喧嚣乌托邦”与沉重的真实世界之间徘徊更使他感到“方向”的迷惑,进而在其作品中折射出对政治的迎合与反对和塑造“新人”的“失语”与“旧人”的“丰满”,所有的这些又迫使我们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民粹主义”日渐风行的社会大环境下,理性精神的落潮与“霸权话语”的兴起加上赵树理本身的“骨子里的农民性”在赵树理身上纠结成一个矛盾体,各种力的撕扯致使“赵树理方向”的迷失。在痛感赵树理“方向”迷失的同时,我们更加注重其作为一个历史个案或那段历史的“活化石”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警示作用和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