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作为华夏文化的南北代表,东周时期楚与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对先秦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春秋早中期,楚与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在楚与中原诸侯国的战争、会盟与朝聘的背景下展开。人才流动与文化典籍的传播推动了思想文化交流的发展;而楚人兼通夏言以及与中原地区同属一个文字系统为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保障。此外,联姻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在思想文化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交流,以中原思想文化对楚国的输入为主,楚人在与中原国家的交往中,不断学习、吸收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与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迈入新阶段。这一时期,楚与中原国家的战争、会盟与朝聘仍在进行,但在思想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直接作用减小。孔子适楚是儒学南渐的开端,孔子与叶公子高、楚昭王、老子等人思想的交锋,开创了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孔子之后,战国早期在楚地传播儒学的七十子及其后学有子张、曾子、乐正子春与子弓,他们的思想特点与孔门四科中的政事科有关,这反映了战国早期儒学在楚地传播的地域特点。范蠡具有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他自越入齐将老子思想第一次带入齐国。范蠡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与齐地道的传统相融合,为战国中晚期黄老之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开创了道家发展的新局面。这一时期在楚地活动的墨家学者有墨子、耕柱子与孟胜。墨子止鲁阳文君攻郑与止楚攻宋,将“非攻”思想传入楚国;耕柱子通过政治活动促进墨学在楚地的流传;孟胜率墨家众弟子坚守阳城,行侠义之道,更是对墨家思想最好的实践与传播。墨家学者践行“言必信,行必果”的信条,身体力行地在楚地传播墨家思想,这与战国中晚期以陈说论辩为主要方式宣传墨学有很大的区别。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交流,不再是中原思想文化对楚地文化的单向输出,楚地道家思想也开始在中原地区流传。战国中晚期,楚与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程度不断加深。从楚地出土文献来看,儒家文献占多数,反映了儒学在楚地更加广泛的传播;道家文献的儒学化及墨家、法家等各学派文献的出土,体现了楚地多元并存的文化风貌。稷下学宫作为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催化了黄老之学的产生,兼具黄帝、老子及其他各家思想的黄老之学是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与融合最直接的证明。楚辞尤其是屈赋,对中原理性精神的传承与道德思想的吸收,对中原历史文化的运用,以及神话体系的建构和思想情感的抒发,体现出楚文化对中原思想文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学习与吸收,是思想文化交流的又一硕果。这一时期楚与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是在基本对等的情况下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在交流的基础上,出现了进一步融合。东周时期,官学下移、私学兴起背景下的楚与中原地区思想文化交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思想文化不断交流乃至融合的趋势,亦为秦汉大一统后思想文化统一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