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为6.5-7.0%区间,进一步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周期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自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合理地选择一个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能否有效运转,进而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保证。就此,本文在基于现有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对我国可选择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以及其对宏观调控的效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和探讨。论文以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择为核心,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选择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过往文献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数量型中间目标和价格型中间目标的选择争论,这种争论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利率是一国货币政策的核心,而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其次从理论层面对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包括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相关概念、选择标准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理论。回顾了中西方货币政策的演进历程。我国向来是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而在“新常态”背景下,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是否更适合于我国实际情况,是本文的主要研究观点。然后,根据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经济情况,列出了我国当前货币政策选择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在遵循相关理论的原则下,遴选出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下的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如货币供应量,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SHIBOR以及汇率等。再次,在实证检验中,样本数据选取了2008年到2015年相关经济变量的月度指标,构建了VAR模型,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考量了货币供应量(M2)、贷款基准利率、SHIBOR、汇率等指标,他们分别对GDP增长率、居民消费品物价指数(CPI)的影响力和贡献程度,即检验了他们在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上是否有效。实证结果表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对GDP的影响程度最大,说明现有以货币供应量为代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值得商榷。而在稳定物价方面,货币供应量对CPI的影响较大,说明我国的利率等指标在货币政策传导上还不够通畅,但其效用正在逐步增强,价格型中间目标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运用将越来越重要。论文的最后为我国在“新常态”时期下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选择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上提出了相关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