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等恶性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下同）中的不断蔓延和肆虐给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尤其是艾滋病，这种到目前为止尚无有效治愈或药物预防方法的传染病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的最大威胁。然而，因为治疗艾滋病周期很长而且药价昂贵，贫穷使得发展中国家内大部分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难以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疗。1994年缔结的TRIPS协定要求其成员方对药品和化学物质必须提供专利保护，有可能导致药价上涨从而降低药品的可获得性。这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原本已经非常紧张的公共医疗状况来说，不啻为雪上加霜。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运用强制许可进行仿制药品的生产或者对拥有专利的药业巨头进行威胁，能够有效的降低专利药品的价格，从而让更多的穷人获得医疗救助。TRIPS协定并没有阻断通向强制许可的道路，但是却设置了一些足以让人犹豫不前的路障。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呼声中，WTO开始向着有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公共健康危机的方向对TRIPS进行解释和变通。应用强制许可制度来拯救更多受病魔摧残的穷人在法律上变得越发可行。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介绍和探讨。　　本文第Ⅰ章简要介绍了强制许可制度的概念、特点、意义和种类以及该制度在TRIPS协定以前的发展历史。专利强制许可是指政府允许专利权人以外的人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即生产专利产品或使用专利方法，它具有非自愿性、法定性、保障性和有偿性的特点。强制许可制度是对专利权的垄断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的弥补手段，它对于打破技术垄断、促进技术发展和维护公共利益有重要的作用。强制许可制度伴随着专利制度而生，而《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的有关规定首次将其纳入国际法的范畴，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专利的当地实施，并给各国立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Ⅱ章介绍了TRIPS协定诞生的背景及其给公共健康所带来的挑战。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方为药品提供长达20年的专利保护，规定了方法专利并扩大了专利权的内容。TRIPS还明确地规定了对未披露信息的保护。此外，严格的保护措施和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也使得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水平大大提高。这些因素都对药品的价格和可获得性有相当的影响。TRIPS也为其成员方实施其各自的公共健康政策规定了一些弹性条款，其中就包括强制许可。但是，在发达国家的坚持下，TRIPS协定第31条的主要目的不是为实施强制许可提供便利，而是进行限制。其模糊的措辞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运用此制度时踌躇不前。　　第Ⅲ章介绍了《多哈公共健康宣言》的诞生背景、过程和内容并进行了简要评述。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艾滋病等公共健康危机不断加剧，而根据TRIPS对药品提供高水平的专利保护又导致药价高昂，所以他们强烈要求对TRIPS协定有关条款进行解释以便于他们为保护大众健康而实施强制许可等手段来降低药价和扩大药品供应。经过艰苦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达成妥协，在2001年11月举行的多哈部长级会议上发布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公众健康宣言》（简称《宣言》），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运用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等手段来平抑药价，扩大供应，并且决定延长最不发达国家享有的过渡期。该《宣言》是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公共健康方面的重大胜利，也是强制许可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该宣言没有解决缺乏药品生产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强制许可制度的问题，而只是指示尽快解决。　　在第Ⅳ章中，主要探讨TRIPS协定理事会是如何解决《宣言》所遗留的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为解决此为问题投入了极大热情。多个WTO成员方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单独或联合提出了大致四种解决方案，TRIPS协定理事会对这几种方案进行了多次讨论以寻求共识。由于美国单方面的阻挠，本来有望在2002年底以前完成的决议直到2003年8月30日才得以通过。作为再一次妥协的结果，关于《〈TRIPS协定和公共健康宣言〉第6段的执行》的决议（简称《决议》）突破了TRIPS协定第31条(f)款规定的限制，在运用实施强制许可为缺乏药品生产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药品方面提供了豁免，并决定将对该TRIPS协定第31条(f)款进行修改。但《决议》也为此种情况下实施强制许可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实施方式上的限制，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决议》规定的制度时面临不小的负担。总的来说，《决议》给发展中国家突破专利权的限制以缓解其面临的公共健康危机提供了更多的法律依据。　　第Ⅴ章简要介绍了世界上多个国家关于强制许可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张取消或者严格限制强制许可制度，他们却有更多实施强制许可的经验。美国为了反垄断目的频繁授予强制许可，其政府使用更是家常便饭。加拿大是运用强制许可降低药品价格最成功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经验。尽管其现行立法对强制许可进行了严格限制，但当9.11事件后炭疽威胁降临的时候，加拿大和美国一道祭出强制许可的杀手锏来迫使外国专利人降低药品价格，扩大市场供应。欧洲国家运用此制度较少，但英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授予药品强制许可，而且其政府使用制度也非常有效。发展中国家在对药品提供专利保护以后也不得不开始诉诸强制许可来解决药品问题，南非和巴西为其他国家作出了榜样。泰国的强制许可制度尽管在美国的单边压力下并不成功，但在迫使专利权人降低药价方面也有一定的效果。马来西亚在《宣言》和《决议》通过后授予了首个强制许可来进口抗艾滋病仿制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准备向这些国家学习。　　第Ⅵ章简要介绍了我国所面临的包括艾滋病在内公共健康问题，审视了我国专利法中强制许可制度和计划许可制度的立法变迁并进行了评价。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在实践中授予过强制许可，但是实施此项制度降低药价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企业也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申请。所以本章还分析了我国实施强制许可所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困难，并指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贸易报复是我国所担心的主要风险。笔者指出，强制许可应当慎用，但必要时也必须使用，人民的生命健康高于一切对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考虑。当然，强制许可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保卫公共健康的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我国自身的预防和医药工作是否有效。　　第Ⅶ章引用了两位国际组织高级官员的话来作为对全文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