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对外直接投资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截止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遍布在全球188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22.7亿美元,全球占比6.4%,位居全球第三。在中国企业“走”得更广的同时,我们希望其能够更好地“走进去”,更加希望其能“走上去”。那么,企业作为实施国家“走出去”战略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快速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性关系如何,势必会影响到国家“走出去”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是政府科学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合理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有力依据。而社会责任履行是中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走进去”和更好地执行“走出去”战略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遵守驻在国法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努力实现更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当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经营时,由于不同东道国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公司将面临数量更多、需求更多样化、合法性要求更高、更为强大的利益相关者,如若处理不当,则会出现一系列与社会责任相关的问题,影响海外经营的成效,反之,通过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改善企业与拥有关键资源的外部组织的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外部资源和提升风险承担能力,从而构建企业竞争优势和促进企业成长。因而,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成长?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进一步地,对外直接投资是否通过社会责任履行影响企业成长?而目前的学术讨论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公司绩效、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或者单纯地探讨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的作用,鲜有研究讨论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将三者同时纳入模型进行解析,这也成为了本文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机制上进行了分析,然后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别使用对外直接投资哑变量、对外直接投资广度与深度来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作为重要前置变量,社会责任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企业成长理论框架,进一步深入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提出本文研究的实证模型,实证研究了上述问题。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第一,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显著正相关,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之一。在更换社会责任度量指标、更换回归检验方法、使用Heckmam两阶段模型、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社会责任履行的机理,研究发现:（1）当东道国制度质量较高时,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显著正相关,说明合法性动机是中国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动机之一;（2）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对外直接投资与社会责任评分显著正相关,而在非国上市公司中,二者关系不显著,表明了对外直接投资对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国有上市公司中,这也从母公司产权性质的角度,验证了合法性动机是中国公司国际化中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主要动机之一;（3）在社会责任敏感行业中,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显著正相关,而在非敏感行业中,不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从行业特征的角度,说明跨国公司基于合法性动机,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4）当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较高时,对外直接投资与公司社会责任评分显著正相关,而当内部控制有效性较低时,二者无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自发履行了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当东道国制度质量较高、为国有上市公司、所处行业为社会责任敏感性行业公司以及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较高时,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主要源于政治制度的外生要求与公司内在自发选择,即履行社会责任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然要求和主动实践的结合。在拓展性分析中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因素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跨国并购、企业管理层权力小以及境外机构持股时,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第二,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成长。在更换主要变量度量方式、更换回归检验方法、使用Heckmam两阶段模型、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然而,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公司成长的促进效应具有异质性:（1）当企业在发达国家有投资时,其成长性提升要好于未在发达国家投资的企业;（2）当企业拥有海外并购公司时,其成长性提升要好于仅有绿地投资的企业,表明跨国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有助于企业发展;（3）当企业在避税港投资时,会削弱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4）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更大;（5）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越强,表明了良好的内部控制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有助于提升企业国际资源整合效率;（6）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两权分离度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7）相对于非技术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技术类企业中更加显著。第三,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成长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的成长。在更换变量度量方式、更换回归方法、使用工具变量等控制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然而,在不同的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成长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异质性:（1）与国有企业相比,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表明民营企业会更充分利用通过社会责任履行给自身带来的资源,来弥补自身在资源获取上的劣势;（2）分析师关注度越高,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成长正向影响越强;（3）与未拥有境外机构持股的企业相比,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在拥有境外机构持股的企业中更为显著;（4）当企业在发达国家拥有子公司或有跨国并购项目时,更能促进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5）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成长正向影响越强,表明了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质量以及资源整合效率。进一步地,对社会责任影响企业成长的路径进行研究,发现社会责任的良好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投入进而促进企业成长。第四,社会责任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关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社会责任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表明了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促进社会责任履行间接促进了企业成长,这符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预期,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降低进入海外市场的外来者劣势,提升企业声誉资本与关系资产,以培育自身独特竞争优势,促进企业成长;（2）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社会责任履行影响企业成长的传导效应越强,表明了内部控制有效性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及委托代理问题,促进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3）分析师关注度越高,社会责任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表明分析师关注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同时调节企业社会责任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丰富了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社会责任履行以及企业成长的情境理论。迄今国内研究主要在传统的国际化理论框架下研究跨国经营的经济后果,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出发,构建“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研究框架,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丰富了新兴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跨国企业成长机理的相关研究。（2）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的机制。已有研究主要限于发达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跨国经营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不显著,跨国经营经验不足,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面临的国内市场环境与都与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有较大差异,据此,本文基于中国情景的研究能够为新兴资本市场上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提供独特而重要的经验证据,与现有文献形成了较好的互补。（3）探讨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的相容性。以往文献对企业为何履行社会责任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而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基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国际扩张的情境下,把能够给企业带来声誉资本、关系资产等资源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企业成长的“桥梁”,进而为解释这一问题提供一种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