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和媒体是我们社会权力运行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他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实践证明,媒体的监督权对于司法来说有利亦有弊,如果充分发挥其作用,能够促进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但如果发挥得不好,不仅不能促进司法公正,反而会损害司法独立、降低司法的权威性。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司法案件借助媒体报道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一方面媒体在积极行使法律所赋予他们的监督权,监督司法进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媒体过度进行带有严重感情色彩的报道给司法审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声势浩大的“民意”,司法人员有时不得不屈从于所谓的“民意”。在“李天一案”、“药家鑫案”、“夹江打假案”等民众耳熟能详的案件中,媒体直接充当着审判员的工作,通过对案件进行各种报道,试图将被告人拉上道德的审判台,以“情理”取代“法理”,用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社会舆论去阻碍司法进行,由此“传媒审判”应运而生。在我国,对于“传媒审判”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同时我国“传媒审判”的形成过程及原因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其实质是媒体监督权的异化。近些年,我国相继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试图来抑制或消除“传媒审判”现象。本文探讨的是“传媒审判”,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传媒审判”的概述。2011年“李天一案”引起媒体、舆论及社会公众的广泛热议,而今案件已成埃落定,透过这些热门案件,不难发现“媒体审判”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已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传媒审判”是一种媒体对于司法活动不适当报道的现象。现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传媒审判”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司法与传媒一直处于颇具争议的关系。一方面,司法要强调独立,不受外界的约束,独立审理案件,另一方面,如果权力的行使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就容易司法腐败。在我国七八十年代,阶级矛盾尖锐,媒体一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在当时“传媒审判”似乎并未被看作是一种问题的存在。之后“刘涌案”、“张金柱”案中都含有“传媒审判”的成分,“传媒审判”已成为当今司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第二章,“传媒审判”存在的问题。“传媒审判”,究其原因是我国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冲突,首先表现为司法权专属性与媒体监督的冲突:司法权专属于司法机关,案件的审判权只能由法院来行使。法律赋予媒体的监督权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司法活动的进行,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若媒体监督权超过了界限,可能会引发司法权专属性与媒体监督的冲突。其次,司法与民意的冲突:我国古代司法与民意对案件的关注方式几乎是一致的,且二者都是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重视道德情感的考量。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民主思想被带进中国,司法与民意逐渐开始产生冲突,一方面是由于司法程序化和民意的差异,另一方面民意不能完全得到司法认可。最后,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的冲突:媒体对司法有干扰性,媒体是社会信息传递的载体。法官穿上制服就代表着公意,但外界信息的干扰,或多或少会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司法对民意又有着排斥性,由于法院忌惮传媒对审判活动大量的报道易导致“传媒审判”,因此,司法对媒体存在排斥情绪,时常以维护“司法独立”、“司法公正”为由,限制媒体的报道。第三章,“传媒审判”的成因与危害。“传媒审判”,究其原因在于,第一,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天然的对立性:一方面,新闻媒体作为当今社会“第四种权力”对于监督司法工作、遏制司法腐败等有着强有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司法审判工作需要与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及相对封闭的环境,以便法官能够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陈述,不偏不倚地做出公正裁决。第二,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存在着理论和现实上的差异。第三,媒体特有的生存环境:如媒体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行政权对司法和媒体的介入。“传媒审判”不仅能模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还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四章,“传媒审判”的规制。对于“传媒审判”不应一味的用法律去规制,首先司法机关应该以理性思维去应当媒体,而不是一味排斥。其次,国外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在法治社会中,要规避“传媒审判”的发生,不仅仅从媒体和司法机关身上寻找问题,还需要对我国司法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最后要通过全民普法,树立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