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习惯于将“意料之外的”政策刺激运用到政策实践中,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前后保持相对“沉默”,以减少公众的提前应对,达到最大的政策效果。然而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们发现经济主体对于同一政策刺激存在着异质预期。各国中央银行纷纷质疑“神秘主义”是否合理,转而开始研究“货币政策透明度”并把政策操作风格逐步转向“透明主义”。随着研究和实践的加深,各国中央银行发现,主动向公众沟通当前的货币政策、经济情况以及未来货币政策取向等相关信息,可以让经济主体获取的信息更为全面,提升经济主体对中央银行政策意图理解的准确度,并形成更为理性的预期,及时采取中央银行合意的经济行为,从而更加有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近二十几年来,面对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逐渐减少实际干预而选择增加沟通干预,通过合理的沟通制度建设、沟通渠道设计,引导公众预期。中国人民银行也根据我国国情对建立我国中央银行沟通体系进行了探索。同时,中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后,人民币结算更加普遍,人民币的认可度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相关研究表明,相对稳定的汇率能够稳定投资者信心,扩大经济主体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范围,有利于开展国际贸易和投资,吸引国际长期性资本。保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是当前我国中央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所处阶段追求的重要目标,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本文探讨了中央银行沟通通过信号渠道和协同渠道两种作用路径对汇率的影响机制。中央银行通过信号渠道在短期和长期里直接影响经济主体的预期,进而影响汇率。同时,通过协同渠道减轻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加强实际政策干预的效果,间接影响汇率。本文通过对我国中央银行沟通现状与美国、欧洲等具有丰富沟通经验的中央银行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中央银行在政策沟通上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主要存在以下不足:沟通频率较低、沟通内容较少;缺少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的沟通;沟通语言含蓄、隐晦;沟通渠道较为单一;风险预警不及时等。本文对近年来我国在外汇市场上创新运用逆周期因子加强中央银行沟通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发现能够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以2006年1月—2018年12月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沟通数据和人民币兑美元月度平均汇率数据为样本,利用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我国中央银行无论在口头或书面沟通中透露出宽松性的货币政策或让人民币贬值的政策意图,都会使人民币汇率出现上升;透露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或让人民币升值的政策意图,会使得人民币汇率出现下降。即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能够产生符合中央银行政策意图的影响。(2)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变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信号传导不够通畅,存在一定的时滞性。(3)在短期内,我国中央银行口头沟通比书面沟通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效果更大,而书面沟通比口头沟通效果更加滞后。最后,本文根据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为中国人民银行沟通制度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在坚持现行的中央银行沟通渠道多样化的同时,增大沟通频率,提高中央银行沟通的时效性;提高中央银行沟通的内容质量;提高沟通有效性、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