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通过回顾较大样本的病例资料，分析研究超声引导下切割针法胸膜活检（Ultrasound-guided pleural cutting needle biopsy，US-PCNB）对诊断不明原因胸腔积液(Pleural effusion，PE)病因的价值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因有不明原因胸腔积液而行超声引导下巴德切割针胸膜活检术共147例病例的临床及病理资料。超声引导下切割针胸膜穿刺活检标本病理结果分为4类：恶性病变、特异性良性病变、非特异性良性病变以及未能明确诊断的病例。恶性病变及特异性良性病变都归为阳性，非特异良性病变归为阴性。胸腔积液的最终病因诊断由各种方式获得的病理结果、实验室结果和/或至少一年及以上时间段的临床-影像学随访结果最终确定。对比超声引导下切割针法胸膜活检术的取样病理结果与胸腔积液最终病因诊断，将超声引导下切割针法胸膜活检术结果分为诊断成功组（真阳性（true-positive，TP）与真阴性（true-negative，TN）的病例）及诊断失败组（假阳性(false-positive,FP)、假阴性(false-negative，FN)、未能明确诊断的病例）。　　计算得出超声引导下切割针胸膜活检术诊断胸腔积液病因的准确性、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NPV）等诊断性指标。并通过单因素分析以及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分析患者的性别、年龄、胸腔积液位置、胸膜厚度、胸膜形态、胸膜疾病病理类型以及胸膜活检穿刺的活检针大小、活检角度、次数、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sonography，CEUS）等是否为超声引导下切割针胸膜活检术诊断胸腔积液病因准确性的影响因素。　　结果：　　排除失访患者7位，本研究最终共纳入137位患者，3名患者进行了两次重复性穿刺活检。因此本研究共纳入140例的超声引导下切割针胸膜活检术病例。140例超声引导下切割针胸膜活检病理结果包括：恶性病变为26例、良性特异性病变31例、非特异性感染性病变79例，未能明确诊断4例。而140例的胸腔积液最终病因诊断为：恶性病变为43例、良性特异性病变45例、非特异性感染性病变49例，最终仍未能诊断3例。对比切割针活检病理结果与胸腔积液最终病因诊断后显示假阳性病例1例、假阴性病例31例、真阳性病例56例以及真阴性病例49例。超声引导下切割针法胸膜活检术对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病因诊断的整体诊断准确率为75.0%；对恶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MPE）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以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58.1%、99.0%、96.2%以及84.2%；对结核性胸腔积液（Tuberculous pleural effusion，TBPE）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以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69.2%、100%、100%以及89.4%。　　在超声引导下切割针法胸膜活检术诊断准确性的影响因素分析中，胸膜厚度（＜3mm准确率61.0%对比≥3mm准确率85.2%，P=0.001）,胸膜形态(无胸膜结节准确率71.4%对比胸膜结节准确率95.2%，P=0.026),以及活检针尺寸大小(18G准确率69.1%对比16G准确率87.0%，p=0.022)三个因素在单因素分析中显示具有统计意义。随后将三个因素进行二项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后显示，胸膜厚度(odds ratio[OR]:0.278,p=0.003)以及活检针尺寸大小(odds ratio[OR]:0.291,p=0.018)具有统计学意义。　　140例病例中79例在进行超声引导下切割针胸膜活检术后又立刻进行了盲钳钩取胸膜活检，即先后进行两种有创操作，术后气胸15例。余61例只进行了切割针一种有创操作，术后气胸4例。　　结论：　　超声引导下切割针法胸膜活检术对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的病因诊断具有较高的价值以及良好的安全性，值得推广应用。穿刺活检胸膜的厚度以及活检针尺寸的大小是超声引导下切割针法胸膜活检术诊断胸腔积液病因准确性的影响因素。对增厚胸膜（≥3mm）的活检以及使用较大尺寸的活检针（16G）均能明显提高诊断的准确性。胸膜形态在单因素分析中，对结节样胸膜的活检诊断准确性要明显高于非结节样胸膜，但胸膜形态在随后的多因素分析中未显示出具有统计学意义。但结节处是胸膜最厚的位置，在单因素分析中胸膜结节活检也显示出极高诊断准确率，并且胸膜结节是提示“阳性”胸膜病变的重要超声征象之一，因此仍然建议术前应该详细扫查，若发现胸膜结节可选择该处进行穿刺活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