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传入对儒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二者之间产生了紧张的对立关系。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应如何面对现代科学、处理与科学的关系,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时代问题。对此,以建立现代儒学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群体有着非常深入地思考与讨论。第一二代新儒家致力于“内圣开出新外王”,诉求从儒学中开出现代科学。然而,囿于传统心性之学的立场和对道统的维护,他们仍固守道德本体与科学的“中体西用”模式,力图将科学统摄于中学本体之下,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仍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作为第三代新儒家,成中英对前辈新儒家的工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科学作为知识建基于理性,儒学作为价值建基于意志,理性与意志实为本体的一体两面。若不能改造传统的儒学道德本体,那么,在儒学内部讨论现代科学的问题便会缺乏形而上学的基础。为此,成中英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从根本处入手,把知识理性融合到儒学本体之中,进而在价值的宇宙中建立知识,在知识的宇宙中安顿价值,实现知识与价值在儒学本体层面上的一体统合。成中英批判性地继承前辈新儒家的思想,整合蒯因的分析哲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等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回归《周易》大本大源,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本体诠释学。从科学与儒学关系的角度看,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理论的构建,也是一种从哲学层面在儒学中为科学奠基的工作,从而在本体诠释学的体系内,实现了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诠释。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思想,对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本文在科技哲学的视野下,对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及其建构过程——为科学奠基的过程——进行系统考察,以期对儒学的现代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等问题得出有益的启示。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对论文选题的缘起、意义及相关研究等内容进行了说明及综述。第二章,考察前辈新儒家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的模式。近代,随着西方科学传入的加剧,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由此引发了科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关于价值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群体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长期探索。新儒家因对科学理性的不同处理方式产生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路向之别,后者更为重视对科学理性在本体层面的安排。整体看,新儒家对于科学的重视程度是在逐渐加强的。一二代新儒家仍然表现出一种“体用论”的思维模式,科学始终被笼罩在道德本体之下;三代新儒家表现出多元文化论的态度。成中英的本体检释学思想被称为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歧出转向。第三章,对成中英为科学奠基的相关工作展开论述。“为科学奠基”的具体内涵是什么?首先,文章对科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重点强调科学的理性基础,并与古代科学、技术做出区分。其次,重点考察何为奠基。“为科学奠基”所概括的是成中英在形而上学层面为科学建立根据的过程。因此,论文的研究工作并非就成中英的科学思想、科学观本身展开剖析,而是呈现一个建构的过程。本体诠释学的建立即意味着奠基工作的完成。以成中英发表《论知识的价值与价值的知识》为坐标,将其处理知识与价值的关系的模式分为前后期。前期仍停留在知识与价值的二分状态,后期则走向了二者的一体统合。在前期,他认为科学真理与价值皆为真理,分属真理的不同层次,但科学真理仍被涵盖在价值真理之下。以该文为分水岭,在后期成中英认为生命本体分为意志与理性,分别对应价值与知识,二者在生命的创化过程中皆不可缺失,中西哲学却各偏一隅。为此,他提出价值的知识论和知识价值论,要求建构一种本体哲学以实现二者的一体统合,进而提出了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诉求。第四章,论述成中英在分析哲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二者兼取”的动态的整体论思想。通过对生物学哲学中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的分析指出,系统生物学中还原论和整体论结合的认识论是解决二者冲突的一种方向。成中英通过对科学哲学中蒯因的知识整体论思想的批判吸收,形成了在整体和部分之上的具“二者兼取”特色的新整体论思想。这与科学哲学中的系统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由此,成中英完成了对传统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超越,从而形成了整合价值与知识的方法论基础。第五章,探析本体诠释学的本体与诠释的构建理路。本文认为,本体诠释学的建立是成中英完成为科学奠基的标志。文章通过对中西本体的比较和对西方诠释学的分析,指出成中英诠释学之本体论乃宇宙-生命本体论。在这一本体内,宇宙中有生命,生命中有宇宙,宇宙中有客体亦有主体,生命中有主体亦有客体,表现出一种本根性、创化性与整体性。这一本体涵盖了理性与价值,实现了为科学奠基之初衷。第六章,对本体诠释学思想认识的深化,更是对成中英“为科学奠基”思想的检验。在本体诠释学的视域下,建基于本体的科学已经不仅是理性发用,还受到意志的影响。因此,科学不仅是一种解释,还是一种理解。那么,自然科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又是如何被检释的?笔者根据成中英的思考试着做出回答,同时对本体诠释学中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以此作为对其“为科学奠基”工作的评价。本文在“余论”部分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对成中英发展儒学的哲学资源进行了分析,认为他更多地受到西方哲学而非儒学的影响。第二,讨论成中英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儒学本体,是否仍可以称其思想为儒学,称其为儒家?结论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