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九十年代先锋诗歌，也许尚未形成某种典范或出现伟大诗人，但它们的确不错，以至于有评论家声称：“90年代的中国诗歌经历青年一代诗人的精神伸越和词语锤炼，已使汉语诗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90年代中国文学惟一还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行当可能就只剩下诗歌”（陈晓明）。或许此论过于高调或夸饰，不足完全为信。然而有一点不容质疑，即中国大陆90年代的先锋诗歌就诗本身来看，比起80年代乃至30、40年代的现代诗歌已有了不少的进展和突破，其诗学观念更为开放，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形式技巧的探索更为自由。本论文正是以这于悄然行进中不断上升的中国大陆90年代先锋诗歌为论题，在对其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后，立足于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着重阐述先锋诗歌的写作取向与审美突破，认为中国大陆90年代先锋诗歌的写作取向主要可归结为日常经验写作、智性写作和解构游戏写作等三种，同时论述了90年代先锋诗歌在审美方面取得的两项重大的突破，即“叙事性”追求和“跨文体”写作。于坚、韩东、杨克等一部分先锋诗人，力图站在或贴近普通平民的价值立场上，对芜杂俗气而又亲切的日常生活进行不竭的个人化叙述，以期在形而下的物象与表象中发掘被遮蔽的诗意，努力探索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提倡原生的、日常的口语，“拒绝隐喻”，竭力回避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约束，在不断反抗各种机械与陈腐斗争中，表达出自己对日常生存本相的尊重和珍惜。西川、臧棣、王家新等先锋诗人的诗歌注重哲理思考与智性凝聚，讲求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强调形式本体性，突出诗歌写作的技巧意识与诗歌语言的精粹性质，并且有意持守知识分子立场，张扬人文精神，不断对现实进行审视和超越。而以伊沙、徐江、马非等为代表的先锋诗人，却以“反神话”、“反崇高”的解构姿态，后现代式的“黑色幽默”以及机智、俏皮、调侃的“纯口语”削平精神深度，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本论文分别从写作立场、题材、以及语言等方面考察以上诗人及诗歌文本，在肯定这些先锋诗人的创造性以及文本美学意义的同时，也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深表忧虑。对于“叙事性”这一90年代先锋诗歌具有标志性的审美突破或审美特征，本论文从多重角度予以审视，认为从文化态度或诗学观念转变的角度来看，“叙事性”意指置身于90年代新的文化语境，先锋诗歌与现实关系的修正以及先锋诗歌写作的新方向、新立场；从方法论或主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看，“叙事性”表明90年代先锋诗歌对世界进行观察、想象或评价时所采用的一种比较客观、冷静、超然的视角和方法；如果从文学内部，特别是写作技艺的角度来看，“叙事性”是指一种更富于包容性，更能充分体现诗歌情境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的结构性因素或艺术手段，它在<WP=3>相当的程度上运用陈述句代替抒情话语，借重叙说风格反拨象征、隐喻、意象化的路数。当然，这种“叙事”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而是一种“亚叙事”（亦称“诗性的叙事”或“伪叙述”）。九十年代先锋诗歌具有特色的“叙事”技艺主要体现在张曙光、孙文波、肖开愚、翟永明、西川、陈东东以及于坚等人的诗歌文本中。而“跨文体写作”，又称“综合写作”或“混合型写作”，则是90年代先锋诗歌在体式上的探索与革新。它力图打破以往所设定的文体界限，尤其是突破传统诗歌分行体和单一抒情视角的限制，将其他文类的形式和诗歌的精神杂糅在一起，尽量将诗歌文体的大门敞开，从而使诗歌成为一种能包容复杂异质性质成分的综合性语言艺术，提升诗歌应对和处理错综复杂的现实的能力，开拓人们重新理解诗歌写作的思路与新的可能性。但在“跨文体”写作中，由于愈演愈烈的繁缛，亦使文体失去读者，堵塞了流通。并且就诗歌文体本身的建设而言，“跨文体”写作不重视诗的音乐性的做法也值得质疑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