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时期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相继建立政权,随着民族间的交往与互动,其汉文创作也应运而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不可分割而又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传统思维观念的束缚,加之这一时期的文献散佚较多等原因,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古以来,我国便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文化体系,并且作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流文化,不断吸引着周边民族向其靠拢,对边缘文化予以冲击和触动,建构起以中原汉文化为中心点的网络体系。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的生成正是在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交往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以经济、政治、文化、血缘四个方面为联结的纽带关系,从而为其创作的生成提供了合理的空间。诚然,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每个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都会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语境有着一定的联系,不同时期的社会属性会对人们的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符合自身政治利益的各种规定和限制,但在给其带来一定束缚的同时也会引导他们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视域。辽金元时期,随着统治阶层政权话语的演变、地域文化的变迁、教育科举的建立以及哲学、宗教的介入都会对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引导着它的发展流向。正是在这样的间接与直接相交织的文化背景下,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得以发展和延续,虽然作品散佚过多,但仍可从现今留存的诗词创作中,大致看出契丹、女真、蒙古族各个历史时期汉文创作的概貌,其中不乏一批经典之作和颇具代表性的文人。这些作品不仅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交融的标志,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汉文水平。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朝代的更迭,无论是在创作主体、体裁、题材还是审美意识、文学接受等方面均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呈现出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它的出现与发展正好填补了北方民族文学系统的空白,建构起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口传文学／书面文学、民族文字创作／汉文创作的多元立体化的文学模式。充分体现了文学的政治教化、写实以及娱乐功能。不仅扩充了文学圈的范围,使得一向冷寂的北部外圈的文学得到长足发展,而且北方民族充满淳朴豪迈气质的文学创作也为主流文坛予以强有力的冲击,增添了清新与朝气,并对后世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既融合了汉语言文学的表达形式又内蕴着北方民族粗犷豪迈的风格气质,体现了北方游牧、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互补与融合的演变历程。故而在目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民族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文化传播学等方面的内容,采取多学科交叉的方式,对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的汉文创作进行整体观照,通过对民族文化融合下的文化空间的建构的阐释,剖析影响其文学发展的多元因素,统览汉文创作概貌,探寻发展过程中的演变规律,从而多角度、多层面揭示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所展现的文化特性。不仅有着学术史的意义,同时也可以更好的诠释与把握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整体性构成及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由此证明民族文化之间的丰富和发展正是在不同文化间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