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截至2007年)，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者和推动者，FDI在国际范围内大规模流动。与此同时，世界及国别经济总体上呈现出较快增长态势。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密切关系?诸多研究显示，FDI与世界及国别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较强的相关关系；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关系和作用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得更为显著。　　 既然FDI能够影响经济增长，那么它是如何影响的，或者说，这种影响机制是什么，理应成为研究的重点之一。然而，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这一状况，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总供给的角度，探讨FDI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四个基本传导机制(即就业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基于中国的数据，分析与测度各种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综述相关文献，研究的目的、框架及方法，研究的难题、创新及不足等。第二章、三章、四章和五章分别分析与考察FDI影响经济增长的就业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机制。其分析的思路与方法是相似的，均为三个层次，即某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FDI对该机制的影响、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第六章是政策建议，主要是基于前文分析的结论，回答三个紧密相承的问题，即中国是否还需要FDI、中国需要什么样的FDI、中国该采取何种政策。　　 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关于就业促进机制。劳动力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FDI是通过就业创造、就业转移、就业挤出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效应等途径影响东道国就业的，但具体程度要受到来自跨国公司和东道国诸多因素的影响。从总量来看，FDI增加了中国的就业数量；从行业来看，FDI更多地体现为相对挤出；从质量来看，FDI也提升了中国的就业质量。然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促进机制是基本无效的。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外资企业的就业数量在中国总体就业量中所占的比重太小而导致统计上不显著。　　 第二，关于资本积累机制。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又一基本要素。FDI影响东道国资本积累的方式是多样的：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既有正向效应，也有负向效应。从总量来看，FDI直接促进了发展中东道国的资本积累，但是否存在间接的挤入作用，各国差异显著；从行业来看，FDI对中国的国内资本更多地体现为相对挤出；从质量来看，FDI对中国国内资本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尽管该作用呈下降趋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FDI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机制是有效的，但FDI的作用要低于国内资本。　　 第三，关于技术进步机制。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要素。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既表现为直接的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也表现为间接的技术外溢，但具体的影响程度要受到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东道国的吸纳条件以及技术本身的特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测度了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途径后发现，直接和间接的技术进步途径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FDI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机制是存在的，但FDI的作用要远小于中国自主技术进步。　　 第四，关于制度变迁机制。制度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而制度落后是穷国贫穷的首要原因。作为一种外部动力，FDI能够通过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而推动东道国宏观和微观制度的全面变迁。基于多国数据，我们的实证检验显示：对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大国，FDI影响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机制是有效的，但对工业化大国，则并不显著。　　 第五，关于政策建议。中国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发展中大国。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中国依然需要FDI，并且多多益善。从发展的角度看，制度变迁机制将是未来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传导机制。因此，即使不考虑其他传导机制，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中国也应以一个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FDI。当然，中国需要对FDI的结构进行逐步调整，尤其应该欢迎最能促进中国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FDI流入。为此，中国应该选择“中性化”的政策调整方向，坚持国际化、自由化与“环境优化”的调整原则，优化政策组合，促进各种传导机制的有效运行，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