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节日曾一度被赋予深刻的时间和文化内涵,在少数民族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联结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根植于传统社会的少数民族节日逐渐失去对当下生活的实际功用,开始慢慢脱离少数民族民众的生产生活,走向衰落。改革开放以后,在发展经济的压力、消费文化兴起的刺激以及全国开展非遗普查的促进下,少数民族民众之外的主体——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意识到少数民族节日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开始按市场逻辑对少数民族节日进行“官方化”打造。在“官方化”打造过程中,由于市场化的导向要求少数民族节日能“实现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多的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政府在进行少数民族节日传播过程中多采用的是传播的传递观,即“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播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以恩施市委市政府对恩施土家女儿会的节日打造为例,为了更好的发挥少数民族节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作用,恩施市委市政府于1995年将原本深藏高山、鲜为人知的小众土家族节日——恩施土家女儿会引进市区,并在2007年将其作为代表本市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名片”进行打造。在“名片推广”过程中,恩施市委市政府利用举开幕式、整合媒体资源、召开新闻发布会、开通官方网站、组织旅游推介等方式大大地促进了信息的对外传播,提高了恩施土家女儿会的知名度,并实现了一定经济效益。但是,在恩施土家女儿会从小众走向大众,从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同时,却出现了地方民众认同度不高的问题。相较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极力打造,恩施市民众对恩施女儿会的参与度并不高。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官方化”打造的少数民族节日传播问题?从传播的仪式观角度看来,是源于政府采用的传播观念的问题。传播的传递观将传播视为“发送”、“传送”和“把信息传递给他人”,过于强调少数民族节日信息在空间传递时的速度和效率,削减了少数民族节日作为特殊的时间节点对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团体之间的联系。在商业导向的少数民族节日传播中,政府、当地民众、外地游客之间的愿望不一致,他们在形式上拥有了共同的事物——少数民族节日,却没有形成对共同事物的共同理解——就像社会学家所说的想法一致。因此,在对少数民族节日传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审视时,笔者并没有急于提出解决的对策,而是结合当今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传播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运用传播的仪式观,从少数民族节日在人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群体在少数民族节日中的身份地位问题着手,分析少数民族节日对于当代少数民族民众和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意义。希望在今后的少数民族节日传播中,我们不盲目排斥政府的主导和商业元素的加入,而是能从少数民族节日的打造中挖掘出能够连接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愿望。不管这个共同愿望是关于民族文化还是民族经济,只要它能被共享,少数民族节日传播就会超越信息传递的范畴,而形成仪式化的传播,重新呈现其作为“神圣典礼”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