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社会对信息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灾难报道研究也越发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2008年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地区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面对同为国难级别的大地震，中日媒体在地震报道、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等环节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由于中国和日本的具体国情、媒介体制、思维观念等的不同，两国媒体对地震这一灾难的报道却有着显著地差异。因此本文将着重考察在巨大的地震灾害面前，两国媒体怎样进行新闻报道，各自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的背后有哪些因素在制约。最终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解答，探讨如何完善地震以及灾难的报道机制、报道环境、报道方法，并努力探讨一种更为传播有效的地震灾难报道方式。如果要考察中日两国媒体的地震报道差异及其原因，就必须要将其置于复杂的媒体实践活动和媒介环境中进行考察。媒体或者记者怎样报道，从怎样的报道角度进行报道等等，但是这些归根到底不是新闻媒体或新闻记者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由周围媒介环境所决定的。灾害报道由于其显著性和重要性一直是新闻报道的重要领域，同时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如何进行报道也一直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在地震报道中，媒体不但承担着及时告知事实，传播信息，满足受众知情权的使命，同时还通过提供大量的信息来消除社会恐慌，通过设置媒介议程来引导舆论。而在这个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事实来报道、怎样进行事实的报道，最终报道的呈现形式实际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尤其在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之间这些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传播实践并不是封闭、孤立地存在，它必然要置于本土的媒介传播环境中考察，既要受到本国媒介生态环境的影响，又要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的制约。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描述这种差异性，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强调将“陈述”置于话语关系网络中进行考察，且否定了“主体”的存在和地位，“主体”只是一个“位置”，“主体”说了什么，“主体”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所处的话语关系网络。福柯话语理论摒弃了传统语言学“语言”——“言语”对立的传统，强调在话语关系网中对话语进行动态考察，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权力观。在福柯话语理论中，“主体”“知识”和“权力”都是在话语关系网中被构建出来的。运用福柯这种构建性的话语观，为分析复杂的媒介环境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主体“地位的消解以及新的权利-知识观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探究中日两国不同的地震报道模式背后的权力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