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的大同思想源远流长,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所倡导构建的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一直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的志士仁人,大同思想被无数学者和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不断得到丰富与完善。尤其是到了近代,传统的大同思想融入了“西学”的先进血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比较典型的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想、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和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这些思想客观上代表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同时,它也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铺垫。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的大同思想也只能是一种空想。由于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精神和相近的平等诉求,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社会存在着相似、相通之处,因此,大同思想为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扫除了认知障碍,成为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因。这主要表现为：大同思想沟通了早期知识分子同阶级斗争学说的联系,架起了早期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桥梁,联接了早期知识分子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纽带,并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然而,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两种异质性的文化,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早期知识分子用大同思想去“比附”马克思主义,难免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术语以及理论体系把握不是特别准确,一部分人更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境地,主张温和的改良,反对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此外,大同思想中绝对平均主义和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倾向又使得早期知识分子在实践中出现了“硬性移植”现象,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传播与兴起以及以工读互助主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式空想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生与失败的原因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传统大同思想的影响。这些实践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造成巨大挫折,其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