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界上,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人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他自己。人的非我状态是人命中注定的悲剧。对人存在的悲剧性的感知,是每一位作家都具有的,但如何进行表现和反映则是迥异的。要么是直接表现悲苦,使作品笼罩在一片悲惨色彩之下,要么忽略悲苦,带着盲目乐观的情绪为政治作功利性的服务。汪曾祺则不然,他遵循着艺术创作的规律,在天国的圆满和地上的苍凉之间构建出了一个黄金分割点。 童年优越的家庭氛围及良好的教育让汪曾祺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而成年后的一系列生活际遇又让他猝不及防,二者的反差让他深刻体会到人生固有的悲剧性,决定了他产生在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人最大的敌人是人类本身自己。所以人性是脆弱的。在爱情中,人性的方方面面得到充分的体现。乱伦之恋是痛苦的。一方面人性对爱情的渴求让恋爱双方享受到了爱情的美妙,另一方面,社会对乱伦之恋的不容及内心世界的自我谴责又让他们更多地体会到痛苦。所以乱伦之恋往往以悲剧收场。(《小孃孃》) 正常的爱情表现出人性的无奈。人性天性中对爱情的渴求与对爱情的忠贞构成一对矛盾力量。当恋爱双方中有一方先逝去，另一方则面临着是对原有爱情的忠贞还是继续追寻新的爱情的考验，最终还是人性中对爱情渴求的力量占了上峰。（《毋忘我》）。爱情并不是无条件的，平等的。当一方的条件有了变化，打破以往平静的状态时，人性的自尊便向爱情挑战，爱情的甜蜜便会受到干扰。于是，那些貌似伟大的爱情在考验面前开始变色。（《瑞云》）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在《钓人的孩子》中，一个并未经历社会风雨的胖孩子却在用钞票来捉弄路人，“满脸是狡猾的内容”。人性之初已带有隐约的恶意，那么经过社会现实的挤压后，人性还会保持<WP=36>善良吗？命运带有残酷性。在《花瓶》中，这件绝世美丽的瓷器一出窑注定要消失，无论它怎么迁移，最后还是成为一堆碎片。汪曾祺创造了一系列“最后一个异人”。异人们兢兢业业，恪守职业道德，已把工作上升为一种艺术。但无论他们如何努力，经济发展规律还是让他们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戴车匠的滑车，秦老吉的馄饨，连老大的茶干都必然要消亡。人的力量与周围世界相比而言是极其弱小的。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通过刻画一部分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表达了人自身挣扎的无力和对世界的绝望。在《落魄》中，世事动乱的大环境下，扬州人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逃避饭店倒闭和自我堕落的结局。在《老鲁》中，老鲁也面临着与扬州人同样的命运。个人的追求如果与周围世界的是非标准、伦理观念截然不同的话，那么个人的挣扎与世界的冲突则更为激烈。《晚饭花》中，孙淑兰从丈夫那里接受的自由思想没有逃过传统礼教的束缚，最终在孤独中死去。《徙》中，高雪上大学的追求与家庭观念产生矛盾，在做过一番挣扎后，最后也是抑郁而终。汪曾祺采用“审美意识”来看待世界，把人与世界交融起来，对悲剧进行超越。汪曾祺属于乡土文学作家一派。这类作家怀着对记忆中的乡土的依恋,不断做着遥远而深沉的故乡梦。一方面,汪曾祺在小说中建立起田园乌托邦，表达对理想人生和人性的向往和追求。封闭性是乌托邦存在的前提，封闭性又成全了乌托邦的自足性。《复仇》中的小庙，《受戒》中的庵赵庄，《羊舍一夕》中的农科所都具有封闭性的特点。通常要保持和延续乌托邦的自足状态，还必须有一套社会道德体系在其中维系着。一是仁。小说中塑造的小人物大多数是仁者，表达了作者对自然人性的向往。二是义。这一系列人物形象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美和人性美的追求。 <WP=37>另一方面,汪曾祺在建立乌托邦的时候,采用童年视角来进行叙述。《受戒》和《大淖记事》采用孩子的童年视角,杜绝了成人的现实世界,使童年在故乡的大自然之中尽情地展示本性。《晚饭花》采用的是儿童视角,已带有成熟色彩。因为在现实世界的冲击下,童年书写所带来的快乐和满足会在时光无情的淘洗中渐渐消失。汪曾祺在小说中运用饮食文化的粗重描写来消解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以一种审美态度来关照日常生活。《金冬心》中的扬州菜单，《八千岁》中的满汉全席，《日规》中的大学生的饭食在汪曾祺的笔下都是那么美仑美奂，让人们得到感官上的愉悦满足，暂时忘却世俗的悲苦。汪曾祺用“审美意识”把人类存在的悲剧与超越和谐地统一起来，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不为流俗所累，不为外在的权势所动，能领会人生之真意见，达到本真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