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我国沪市A股市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所研究的市盈率包括了两个方面:平均市盈率和个股市盈率。在对平均市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根据国内外文献综述和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情况,提出了影响平均市盈率的五个因素:利率、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上证指数、新股发行定价方式。在运用经济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利用Excel做图功能,从图形的角度对平均市盈率和其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的分析。描述性统计给予了我们关于平均市盈率与其影响因素关系的直观认识,但是单凭上述的图示所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并不能够得出二者有相关性的结论,因此我们需要再进行相关性分析来确定其是否具有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前,还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随机游走的检验。如果检验无法拒绝变量是随机游走的,则该变量用于回归之前应该进行差分。然而差分可能导致两个变量之间长期关系的信息损失。因此在进行回归之前,应该进行协整性检验。如果两个序列之间是协整的,就可以对两个序列直接进行基于OLS的回归分析。从检验结果来看,平均市盈率是一阶单整的,利率、通货膨胀率是零阶的,而GDP增长率和上证指数是二阶单整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利率、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上证指数与平均市盈率都不是同阶单整的,那么就不能确定它们的协整性,因此,也就不能进行回归来确定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如果不考虑到这一限制而强行进行回归,那么进行的很有可能是伪回归,得到的统计数据无疑是毫无经济意义的。如果要确定各个影响因素对平均市盈率的影响,进行回归是不可能得到真实的相关关系的。因此,本文又利用格兰杰检验法,检验各个影响因素与平均市盈率的因果关系。在对平均市盈率和其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利率、通货膨胀率、上证指数都不是平均市盈率的格兰杰成因,而GDP增长率是平均市盈率的格兰杰成因。此外,在对新股发行定价方式这一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时,由于数据属于虚拟变量,因此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直接进行相关性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新股定价方式与市场平均市盈率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通过平均市盈率与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经过相关性分析发现,在我国沪市A股市场上,利率与平均市盈率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分析其原因,一是由于样本量少,个体样本点残差较大,因而影响了两者的相关性。二是由于我国市场银行存款利率从99年起一直维持一个低利率水平,即使利率有所变动,也是在一个很小的幅度下发生。此外,市盈率的计算中的分子和分母都要受到利率的影响,不同情况下的敏感性不一样。2、GDP增长率是平均市盈率的成因,结合描述性统计图可以得出,GDP增长率上升,平均市盈率下降;GDP增长率下降,平均市盈率上升。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实体经济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不太成熟的国度还远没有成为支撑股市的基础,相反,中国实体经济与以股市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之间存在竞争资本的现象。3、通货膨胀率不是平均市盈率的成因,上证指数也不是平均市盈率的成因。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并不能够以上证指数或者通货膨胀率来预测平均市盈率的变化。4、新股发行定价方式可能对新股的发行市盈率有显著影响,新股定价方式与市场平均市盈率并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在对个股市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时,选取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增长率、BETA系数、股利支付率、净利润增长率、每股收益增长率、行业平均市盈率八个变量。采用2006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的A股股票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个股市盈率和以上八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构建模型之前,首先利用散点图,来分析不同解释变量和市盈率之间大致曲线关系。通过图形的直观认识,市盈率与各个变量之间关系曲线都大致呈现线性关系。因此,可以利用线性回归模型来回归。此外,本文通过剔除与个股市盈率相关性不显著的因素,以及采用加权二乘法(WLS)进行异方差的修正,先后建立了三个线性回归模型,并且使最终的模型的可决系数达到0.999914。此外,除了对公司市盈率与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本文还对公司市盈率与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的关系做了相应的分析。分析市盈率和上市股票业绩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股票市场市盈率特征的了解。在分析股改因素对市盈率的影响时,样本的选择分半年度使用了2005年、2006年两年四个时点的数据,扩大了样本容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改这一虚拟变量和个股市盈率是负相关的关系。通过个股市盈率与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净资产收益率与个股市盈率呈反向变动,与研究假设相反,说明我国股市的发展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对于收益率好的公司的股价存在被低估的可能,也即优质股票被低估的现象严重。2、净利润与个股市盈率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这就意味着,净利润对个股市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同样作为公司收益性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对个股市盈率的影响十分显著。这是因为净资产收益率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起点,是反映公司经营业绩综合性最强、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所以它与市盈率的相关关系才比较显著。3、Beta系数没有通过假设检验,原因就是中国证券市场根本就不适合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弱式有效的市场,其市场变化的特征和美国等发达成熟的股票市场大相径庭。4、每股收益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和个股市盈率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营业利润增长率与市盈率相关关系显著且呈正相关。每股收益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都是反映企业成长性的指标,但对市盈率的影响明显不同,原因之一可能是本文选择的样本只是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由于研究样本选择的单一性,因此而产生了相关分析的误差。5、行业平均市盈率和个股市盈率之间呈现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行业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的股利增长率、股利支付率以及预期报酬率,因而成为影响市盈率的主要因素。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行业政策因素对股价和市盈率的影响颇为明显。6、股利支付率和个股市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显著。上市公司股利支付额越高,投资者所获得的预期报酬就越高,进而导致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公司股票的定价就会越来越高,公司股票的市盈率也会随之提高。7、上市公司业绩与股票市盈率呈反向关系,业绩越好的股票市盈率越低,业绩越差的股票市盈率越高,这个规律在各个业绩组别、各个时点上都无一例外。从不同时点各组市盈率的强度系数来看,每股收益越高的股票强度系数越小,每股收益越低的股票强度系数越大。8、股改这一虚拟变量和个股市盈率是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股改之后,个股市盈率是降低的。本文的创新点可从以下几方面概括:1、在平均市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并没有直接进行OLS检验。在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前,本文对时间序列进行了随机游走的检验和协整性检验。检验显示,利率、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上证指数与平均市盈率都不是同阶单整的,无法确定它们的协整性,因此也就不能进行回归来确定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2、本文利用格兰杰检验法,检验各个影响因素与平均市盈率的因果关系,并结合已有的描述性统计最终得出影响平均市盈率的因素。已有的检索文献并未涉及到这一方法。3、在个股影响因素的选择上除了包括国内外学者都选用的股息支付率、β系数等因素外,本文还选择了一个虚拟变量,以是否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作为影响因素之一,由于股权分制改革从2005年度才陆续推行,已发表的文章并没有涉及这一方面。另外,对一些国内学者所研究的因素进行了修正。4、本文所选取的市盈率包括了两方面:平均市盈率和个股市盈率,数据的选取也采用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列两种,力求从宏观和微观等角度全面地反映其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