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网络时代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日益丰富的信息内容、越来越多样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催生了更加复杂的犯罪形式，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行为人利用除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之外的手机、互联网等新型传播媒体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影响人们对网络资源的使用，而且以更加隐蔽、破坏力更大的形式恶化网络环境进而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施行后，明确将利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使得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有了更加明确的罪名认定，一方面完善了刑罚体系，弥补了传统刑法对虚假信息犯罪没有专设罪名的漏洞，另一方面对于信息网络时代频发的造谣、传谣行为有巨大的威慑作用。但是，基于本罪尚未出台司法解释，以及新设罪名与原有刑法罪名寻衅滋事罪规制的范围产生冲突、法条之间关系的混乱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对类似行为的认定产生混淆。而在实践当中信息网络、其他媒体缺乏明确的分类和界定、虚假信息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作为立案标准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中的严重程度模糊不清都对认定该罪名带来该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混淆、罪名认定扩大化进而导致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等其他现实问题，本文以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判决的曾某微信公众号传谣案为例，结合自刑九新增该罪名以后法院判决的该罪名的相关案例，对司法实践认定本罪过程中产生的信息网络、其他媒体的认定形式化、抽象化、虚假信息认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依据这些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以公共性认定信息网络、其他媒体、明确虚假信息认定标准、以相关方面实际损失界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严重程度的对策及完善建议，理论上有助于完善虚假信息犯罪体系;在司法实践的角度则有助于公检法三机关工作人员在类似案件中把握准确的定罪量刑标准，也有利于对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