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走进工业文明就出现了环境问题,而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融合,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日益严重,并且这一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生态问题虽然发端于资本主义国家,但现在却在世界各地不断蔓延,并且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沙漠化、物种灭绝等等。人们在卡逊的警世之言中开始重新思考生态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生态危机进行分析、研究与批判以期望发现更好的方法去应对它、解决它。生态社会主义无疑是众多解决生态危机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思想,它力图用社会主义的原则指导环境运动以建立一种生态友好的绿色社会主义,从而克服当今世界困扰人们的生态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逐渐发展成为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戴维·佩珀教授是第三代生态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佩珀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对生态社会主义中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价值观、经济增长方式等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扭转了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航向标,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本文以佩珀三十多年间创作的著作和论文为研究基点,结合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佩珀论著的解读、提炼、整合从而系统地理解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了更为深入地掌握其思想的核心,通过材料的整合进一步挖掘佩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内容,建构了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原则,分析了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实践方式的认识,在客观评价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发现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启示。文章通过文本解读法、文献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统一法、理论联系实际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一方面试图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系统化、整体性的揭示以求得突破;另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试图发现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空场以获得些许创新。整篇文章的基本框架围绕着梳理-批判-建构-实践-评价-启示这样一条线索展开,文章的基本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大致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这离不开他个人的经历及特定的时代背景。他个人的成长过程经历了欧洲最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时期,加之他学习的自然地理学促使他对生态环境有了更多关注。与此同时,他也亲历了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过程及西方环境运动从萌芽、发展到日益蓬勃的整个历程。虽然佩珀生长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他却特别同情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遭受的环境灾难,这为他以后秉承国际范围的社会公正奠定了基础。加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及地球高峰会议等一些国际大事件使佩珀对现存两种制度都失去了信心。所以,他在学习和工作中开始探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全球化的生态危机,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愿承担生态责任,为什么生态问题也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等很多问题。在认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后,再加上对苏联这样专制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倍感失望,佩珀希望构建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他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以及阶级分析法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他借助于马克思人与自然辩证法,阐释了人类、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他借助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批判并建构了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他借助于西方社会公正理论拓展了社会公正的国际向度。这些思想也构成了佩珀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正是各方面综合因素的影响才促使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起来。针对当时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多种认识,佩珀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从个别资本和整体资本的逻辑矛盾对“内在化收益、外在化成本”的问题进行分析,最终雄辩地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剥削自然给自然带来了极大灾难。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为摆脱如影随形的生态危机采用了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现代化两种方法,佩珀对两者进行了批判并指明了它们的资本主义本性。特别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生态现代化思想,佩珀还专门论证了生态现代化的非可持续性及乌托邦本性,指明生态现代化不可能把人类带入一个真正美好的生态社会,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方法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根除生态危机的真正出路,佩珀明确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根除生态危机的红色希望。针对当时西方环境主义中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佩珀重新举起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旗。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统治与剥削,而是在人类、自然与社会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对自然进行长期地集体地控制的新人类中心主义。重塑“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是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贡献之一。在确定了新人类中心主义的主方向以后,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特征应是环境友好、社会公正及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对马克思人与自然辩证法的阐释,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应该是在人类、自然与社会统一基础上的绿色社会。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化收益与外在化成本的分析,佩珀指出了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通过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公正状况的考察,佩珀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性同样是内生的。生态社会主义应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友好、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仅靠地方层次的小规模化改良主义方法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虽然生态社会主义在诸如工会、选择性生产、选择性经济和社会制度、地方货币和地方贸易和就业体制、城市自治社会主义等方面展开了实践尝试,但由于缺乏对激进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支持、偏爱小规模公社以及缺乏现实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极有可能滑向生态乌托邦。这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佩珀研究了生态社会主义激进变革的可能性,并指出了当今世界社会变革从根本上来说是唯物主义的,工人阶级和阶级观点仍是有意义的。佩珀批判了新社会运动否定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观点,并指出工人阶级仍是现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但在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现阶段,佩珀认为通过工人阶级的武装反抗夺取政权是不可取的,而红绿联盟不失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一种途径。但现实中的红绿联盟却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佩珀分析了红绿联盟停滞的原因并给出了马克思主义处方。他希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联合的基础,代表红色的马克思主义和代表绿色的生态主义都能作出相应改变以实现双方的有效结盟。总起来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他用马克思主义“解毒”无政府主义,使生态社会主义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毒素。他重新阐释“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社会主义从生态中心论导向了人类中心论。他理性分析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把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从稳态经济导向了理性增长。他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立场,把生态社会主义关注的社会公正导向了全球化维度。但同时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有一些局限性。如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片面肯定,认为它是同马克思主义联盟的有效形式。在理论建构与现实性上也多少呈现出一些乌托邦色彩。另外为了树立“人类中心论”的大旗又对生态中心主义过于否定,没有看到生态中心主义在扭转技术理性的过程中也起过积极的作用。研究佩珀的思想除了希望在理论上更加通透以外,就是在于发现它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启示。从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当中,可以总结出四点启示。首先,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既要求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点,又要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其次,以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协调好地区差异。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差异、城乡差异、限制发展区的生态补偿等问题亟待解决。再次,以中国视域为基点树立起正确的环境义利观。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既要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要以中国视域为基点努力维护好国家的环境权利。最后,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宗旨融入到五个文明的建设。按照绿色发展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