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他在诸多学术领域都有独特的建树,钱中文先生称其为“20世纪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趣味说”是梁启超美学思想、文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改造国民性、实现救国新民、建构艺术人生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趣味理论并非梁启超的首创,但是这一理论在梁启超这里得到了升华。　　“趣”和“味”都是从人类生活的一般概念、感官刺激衍化进入审美领域的,进而成了中国传统文论和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传统审美意义上的“趣”萌芽于庄子,成型于宋代,风行于明清;而“味”早在魏晋六朝就已成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美学概念。“趣”和“味”在品诗论文中被广泛应用的同时,又分别形成了以这两个概念为母体、为核心的审美族群。(比如“趣”这一审美族群有兴趣、奇趣、意趣、旨趣、妙趣、雅趣、别趣、机趣、理趣等等,“味”的族群有意味、滋味、兴味、品位、玩味、韵味、情味、至味、味外味等等。)“趣”和“味”这两个审美族群本身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并且有很多本质上大同小异、相融相通的成员,当单独使用它们的族群词汇不足以表达艺术作品的魅力时,就出现一种合用的趋势,而合用又追求言简意赅时,取其家族词汇的母体来合成“趣味”一词,这就正好又做到了言简义丰。“趣味”也由此而诞生。　　“趣味”在西方是由道德的概念演化为审美范畴的,每个时代主要的哲学家、美学家、文论家等都曾参与过关于“趣味”的讨论,休谟、康德等人的趣味理论对梁启超“趣味说”的诞生亦有一定的影响。梁启超的“趣味说”也正是在继承中国传统趣味论的同时又汲取了西方美学中的趣味学说,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创新和超越。　　梁启超在把“趣味”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的同时,又把“趣味”还原为艺术概念,指出趣味是美感的本质。他用“趣味”为纽带,连接了生活与审美。他所谓的“趣味”,兼具精神性与实践性、功利性与超功利性。趣味的灵魂是情感,情感是趣味的重要支撑、生成条件和主要内容,趣味本身也就是一种情感。梁启超的“趣味说”明确了趣味与情感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趣味教育的问题,趣味教育的性质和根本就是情感教育,情感教育的利器是艺术审美,所以梁启超为趣味教育找到的途径又和情感教育、艺术审美重合在了一起。梁启超也正是在情感基础上谈趣味,通过情感教育完成趣味教育,最终又把趣味和情感一起推及到了日常生活。情感好比一棵树的根,趣味好比这棵树的枝干,情感教育就是根所输送的水分和营养,趣味教育的实现就是光和作用的完成和枝繁叶茂、充满生机的生命景象。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趣味说”是积淀着理性的感性,是张扬这感性的理性,是对传统趣味理论的继承,又是对传统趣味理论的超越。他调和了趣味的本质论和价值论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兼容性问题,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爱与自由、审美与实践等诸多方面的互渗与交融,最终体现为一种生活的动力、情感的满足、美感的享受、人性的解放、精神的自由、人生的境界和生命的价值。　　“趣味说”是梁启超在中西传统趣味理论和“乐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性发明。他的继承性体现在:　　一、对传统“趣味论”心理感受性的继承;　　二、对传统“趣味论”审美情感性的继承。　　当然,审美情感最终还是在心理感受中得到体现,所以我们认为心理感受性是趣味的基本的、表层的特征,审美情感是其本质的深层的特征。梁启超的“趣味说”正是在继承传统趣味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改变了趣味的心理感受性和审美情感性这种一表一里的关系,把它们作为了互为表里、互通互融、浑融一体、互相作用的一个理论整体,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趣味说”实现了自己的创新和超越。他的超越性最主要的表现在把传统艺术领域的趣味推及到了现实人生,并以此为途径来实现他新民救国、建构生存哲学的理想。当然他也认识到了个体趣味的差异、普及趣味所面临的问题,于是他又有了自己的趣味教育理论。中国传统趣味理论尚未明确涉及趣味教育的相关内容,休谟虽有趣味标准、趣味教育等方面的论述,但理论体系不够完善。而梁启超的趣味教育理论有其严密的逻辑性,既有对趣味教育的必要性、目的性的分析,又有对其现实性、可行性的论述,并且有鲜明的人本意识、中国立场和爱国主义精神。梁氏“趣味说”能实现自己的理论超越,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思想对他的影响。　　梁启超“趣味说”是他为当时之中国开具的济世救民的良方,这一学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以新民、启蒙、救国为目的的工具性价值;　　二、肯定人性自由、重视个人趣味的理论价值(它是明中叶以来的人本思潮和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人性观的集大成)。　　这一学说的影响体现在:　　一、它是五四自由主义之风、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先声;　　二、它直接影响到其后朱光潜、宗白华等人的美学主张;　　三、“趣味说”中涉及的趣味教育理论是中国美育思想的萌芽,开拓了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视阀,丰富了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内涵。　　我们在肯定梁启超趣味说的价值和影响和同时,也要客观地看到,梁启超作为一个时代转型期的开拓型学者,由于时代和个体的复杂性,他的“趣味说”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亦有其无需讳言的局限和不足。这一学说的局限性体现在:　　一、庞杂散乱、粗率浅薄,激情有余而严谨不足,显得随意、粗疏,不够严密;　　二、忽视了趣味赖以存在的物质土壤,多偏激之辞,无限夸大了趣味的作用,不能辩证第看待趣味和物质生活的关系,以至于使这一学说处于了悬空状态,让他所谓的人格精神的完善和生命境界的提升成了他个人的一种善意的愿望和浪漫主义的幻想;　　三、梁启超在把趣味的作用神话之后,又企图通过艺术这个台阶去论述他趣味万能的神话,这个过程中,艺术也随之被功利化、实用化和狭隘化了。　　我们不否认艺术对于现实的意义,也不否认艺术对人格提升的影响,但是,艺术要介入社会的群体性改良,首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立性、自由性,遵循艺术自身的审美维度。艺术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它没有义务也不可能担当扭转乾坤、救国救民的重任,它不是政治的传声筒,不是社会改良的唯一工具,不是大众获得趣味生活的前提,也不是人心向善、求真务实的动力源。趣味不是皇帝,艺术也不是奴仆。这些都是在梁启超的“趣味说”中被忽略掉的。　　梁启超的“趣味说”虽粗疏又不失偏颇,但是瑕不掩瑜,我们更应该看到“趣味说”体现出的是一种时代的特征和梁启超本人探索、创新的精神。客观地认识其价值和局限更有利于启示我们继承遗产、开拓创新,完善自我,走向未来。这一学说给我们的当代启示体现在文化层面和现实生活层面。具体来说表现在四点：　　一、当今学界,西学横行,梁启超“趣味说”中体现出的中西文化立场对我们理性地对待异质文化和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以文学的笔法阐述学术的观点,以诗人的激情探讨学问的问题这一研究方法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依然有启示作用;　　三、梁启超“趣味说”中关于艺术家社会责任感的思考对我们正确看待当今的文化现象,建设新的文化依然不乏启示意义和理论价值;　　四、梁启超的“趣味说”为解决我们当今的精神困境指明了出路。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但是精神危机也随之而来,工业化、后工业化、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的异化,人为物役、自我丧失、信仰迷失、信念缺失、价值错位、紧张、焦虑、恐惧、浮躁、迷茫、虚无感等等太多的问题困扰着人们的生活,成了一种新的精神危机,由此而积压的社会情绪、爆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对人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了某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生活于趣味”的主张、“人生艺术化”的设想又重新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它为解决我们当前的精神困境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