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货币危机的角度对次贷危机进行分析。全文以美元的国际循环为背景，考察了美元取得国际货币地位的过程与条件，以及国际货币地位结合美元在不同时期的循环方式为美国带来的收益和约束，运用三元悖论的理论框架从国际宏观层面揭示了次贷危机的根源。最后本文从次贷危机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启示三个角度阐述了次贷危机对世界的影响和启示。基于以上的研究思路，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本文论证了次贷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及其本质。这部分首先详细阐述了作为次贷危机根源的美国官方论调——伯南克的“全球储蓄泛滥”假说。针对这一论调，本文引入 Dooley、Folkerts-Landau& Garber提出的“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进行反驳，指出在美国和东亚各国形成的固定汇率制度体系下，美国滥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带来的“过度特权”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出现巨额赤字的根本原因，同时美元币值也必然会因为特里芬两难的存在而不得不进行调整。接着，本文借鉴历史分析的方法，从美元取得国际货币地位的过程分析其赢得和维持其他国家和私人机构的信心的条件，即美元与黄金挂钩，成为财富的象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大力推行金融自由化，鼓励金融创新，转变了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使之把美国金融市场上创造出来的金融资产也视为财富，从而再度建立了美元与财富的联系，借以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次贷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金融创新创造财富”的神话，动摇了市场主体对美元的信心，因而实质上是美元的货币危机。　　第二，本文分析了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其国际循环方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后的转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贸易顺差国实现商品和服务的净输出，同时通过对外投资和提供信贷向世界输出美元;其他国家利用获得的美元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以实现美元的回流，完成美元的循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作为贸易逆差国通过贸易逆差和对外投资向世界输出美元，同时利用本国金融市场优势对外提供金融产品;其他国家利用贸易顺差获得的美元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以实现美元的回流，完成美元循环。后面这种美元循环方式凸显了美元国际地位对金融市的严重依赖，对应着美国金融政策的转变:逐步放开对资本流动的限制，鼓励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以利用美国金融市场的优势支撑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接着，本文分析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为美国带来的收益和成本。　　第三，本文从国际货币的三元悖论角度探讨了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在这部分，本文首先梳理了三元悖论思想的发展脉络，接着分析了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币值稳定的影响，同时考虑了美元大幅度贬值对美国的不利之处，为三元悖论框架的构建做好铺垫。通过对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的计算，本文发现了2002年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流动:一方面是官方投资者不断增持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形成了官方资本对美国的巨额净流入;另一方面，私人投资者意识到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导致的美元大幅度贬值不可避免，连续多年将资本抽离美国金融市场，形成了私人资本的巨额净流出。二者的作用机制相反，但流量相差不多，几乎可以相互抵消，从而在一段时期内使美元汇率维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状态，形成了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固定汇率;同时美国保持着货币政策的高度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这就形成了三元悖论:美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加剧了私人资本的外流，导致主要由私人机构参与的相关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爆发了次贷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打破了外国央行动用美元储备“托市”形成的美元的相对固定汇率。　　第四，本文从对国际和对中国两方面分析了次贷危机的影响和启示。国际方面重点考察了次贷危机的传导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指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是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去杠杆化的结果，并分析了其传导路径。对中国来说，次贷危机带来了两重启示:一是要转变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中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二是要从国际货币地位的国内根源角度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国内政治和体制安排的变革来树立中国货币政策对世界的信誉，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基础，从根本上确立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某一国别货币的国际货币地位会对该国的货币政策产生制约。从三元悖论角度来看，次贷危机就是这种制约的产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充分考虑国际货币地位对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制度安排的制约，同时也应该从这些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