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的流入。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世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快速增长。中国外资企业税收政策是否起到了吸引外资的作用?税收政策是仅仅影响外资的分布,还是在增加流量的同时影响了外资的分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税收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在税收政策的作用下,外资在中国的地区分布是否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分为两个阶段,全面检验税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1984—1994年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早期),该阶段外资企业税收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导向特点,不同城市(镇)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同,对于同一优惠政策,不同城市的优惠幅度也有所不同。1995年以来为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后期),该阶段外资企业税收政策的地区导向在不断弱化,城市间的税收差异在缩小,同时产业导向逐渐增强。本文针对两个阶段不同特点的税收政策,分别检验这些税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对于第一阶段的税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分别检验了优惠的企业所得税率、所得税的减免、地方所得税的减免、利润汇回免征所得税、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对样本异方差和税收政策之间较强的相关关系进行处理后,本文认为,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均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对于第二个阶段的税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区分了流量影响和流向影响,流量影响是指税收优惠增加了流入中国外资的整体水平,流向影响是指外资更多地流入了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该阶段大范围的税收政策调整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导向的关税优惠转变为产业导向的关税优惠,二是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本文分别对两次政策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影响和流向影响进行检验,即非对外开放地区和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增加,是否以对外开放地区和东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减少为代价。检验结果显示,关税政策的调整未阻碍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政策变动当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显著增加,但是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更多地流入了非对外开放地区,而不是对外开放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东部地区2000—2003年吸引外资水平与以往年度全国吸引外资水平无显著差异,而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高于以往年度全国吸引外资水平。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基本起到了引导更多的外资流入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从而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　　 最后,本文从三个方面检验了税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动态变化,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改革开放早期,由于投资环境不完善,税收因素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税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断减弱。第二,改革开放的早期,对于对外开放地区和非对外开放地区,税收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作用有所不同；当外商投资于对外开放地区时,税收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小,外商更倾向于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对外开放地区投资；90年代中期以来,税收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作用,对于对外开放地区和非对外开放地区没有显著差异。第三,随着税收政策的地区导向逐渐减弱、产业导向逐渐增强,对外开放地区和非对外开放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呈逐渐缩小的趋势。这一趋势有3个明显的变化阶段,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实施、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关税优惠政策的调整、2000年西部大开发,均使得外资在对外开发地区和非对外开发地区的分布差异显著缩小,外资在中国各地区间的分布逐渐变得均衡。　　 中国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是这种税收政策也存在诸多弊端,造成了国民财富的流失、内外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东西部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改革地区导向为主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