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是唐代诗人对边塞地理环境的主观感知与文化表达的必然产物,其以地方意象与客观历史景观为切入点,既反映了诗人眼中的边塞地理环境,也折射了诗人面对边塞地理环境时的心理情绪,是探索边塞诗地理意义的有效载体。唐代边塞诗地理意义考察的任务与研究方法主要有三：首先,借助现有唐代史籍文献,复原唐代河陇边塞的地理环境,为分析唐代中原诗人的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树立客观尺度；其次,判断地方意象乃至唐代中原诗人的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的主、客观性并分析其主观性的产生原因,以揭示唐代中原诗人的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中的规律性特征；最后,通过对典型地方意象地方性与文化性的分析,揭示边塞诗的“地方的意义”即时人的边塞地理观念与地理思想。前者是本文的研究基础,以传统历史学的文献解读法为主,此处从略；后二者是本项研究的本质任务,主要通过对典型地方意象的解读分析来实现,分为宏观把握与微观说明两个层面。从宏观角度探索唐代中原诗人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旨在把握唐代中原诗人的边塞整体认知。对“塞”、“绝域”与“碛”意象的解读,围绕地方意象反映的唐代中原诗人的边塞文化倾向展开,认为唐代边塞诗中的“塞”、“绝域”与“碛”意象均隐喻了唐代中原人士对中原的归属感与对塞外的恐惧、逃避感,是唐代中原诗人边塞认知的有机组成与有益补充。从微观角度探索唐代中原诗人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意在以系列典型地方意象的解读进一步说明唐代中原诗人的边塞认知,揭示边塞诗的“地方的意义”,主要通过对“陇”、“陇头水”、“灵州”、“燕支山”、“河源”、“阳关”与“玉门关”“、热海”与“火山”等地方意象的解读来实现。具体研究过程包括复原历史地理环境、对比判断地方意象及其承载的客观历史景观之间的关系和分析边塞诗地方意象的地方性与文化性等内容,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地方意象是边塞诗认知主体的主观情绪与边塞客观历史景观的统一体,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双重属性。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因素,二是主观因素,二者对不同的边塞诗地方意象的影响机制及力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影响边塞诗地方意象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客观因素主要包括：边塞诗中反映的客观历史景观本身的地理状况,如历史景观的地貌形态、空间状态与逻辑关系,其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及文化传统等,以及边塞诗创作者所生活的历史时代与社会背景等；影响边塞诗地方意象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主观因素包括边塞诗创作者的地理知识、出塞身份与心境、诗风等因素。第二,唐代中原诗人的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的规律性特征主要针对唐代中原诗人的表达方式与文化倾向而言。根据地方意象的象征性与地理性之间的关系,可将其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文化意义超越地理属性的地方意象,其自然地理功能已渐渐削弱,政治文化功能逐渐增强,在长期的文化重构过程中被人为地抽象、固定化,逐渐上升为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标志物；其二是文化意义与地理属性相当、在文化象征物与地理景观之间徘徊的地方意象,其文化象征性的赋予与确认过程呈现出明显的中断或跳跃,前人赋予的某些文化象征性并未得到后人的确认与长期传承,认同者注重对其文化象征性的阐发；不认同者更注重对其自然地理属性的阐述与加工,最终导致文化意义与地理属性的交织纠结；其三是地理属性超越文化意义的地方意象,其产生与特定的地域环境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认知群体严重受限,其文化重构活动无法得到更多的认同与传承,缺乏文化意义的赋予环节与文化标志物形成的物质、社会条件,文化象征意义相对较弱而地理属性相对较强,是典型的地域性历史景观。第三,唐代中原诗人心目中的边塞地理环境与客观存在的边塞地理环境相比,既有契合亦有背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边塞诗的“地方的意义”即时人关于边塞的地理观念与地理思想。其表现为隐藏于边塞诗地方意象背后的诗人对其地方性、文化性的认知。唐代中原诗人以中原为参照物的环境评价体系,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边塞诗及其地方意象的地方性、文化性的心理体验与文化表达,也为唐代边塞诗及其绝大部分地方意象奠定了统一的基调：边塞既是中原诗人心目中的环境恶劣苦寒、充满异域风情与战争高发的地域象征,也是他们逃避、抗拒、不愿深入的蛮荒地区,隐喻着唐代中原诗人对中原的向往之情和对边塞的恐惧感、逃避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