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形式之一，以零配件为主要内容的中间产品贸易则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专业于生产贸易链上不同环节和不同零部件的生产，并对国内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和技术进步等产生实质性影响。鉴于此，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就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近年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并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加工和贸易基地。然而，已有相关研究结果多基于发达国家的情况，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问题涉及甚少。因此，论文将从产品内国际分工角度，分析中国中间产品贸易的现状和效应。这对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正确看待中欧、中美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加工贸易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战略选择等，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论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由导言、第1章和第2章构成，是有关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包括文献回顾、概念、计量方法和理论基础等；第二部分由第3章组成，是对中国中间产品贸易的现状和成因进行描述分析；第三部分包括第4章和第5章，是论文的重点，对中国中间产品贸易的经济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第6章，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导言部分首先回顾国内外学者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研究的相关成果，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围绕中间产品贸易的计量、产生动因、理论基础、经济效应和技术溢出等作了大量研究；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近两年来研究成果增长较快。在这些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论文要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框架。 论文第1章主要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的定义和范围进行界定，并将其与相关概念加以比较；对目前国内外经济学者关于中间产品贸易研究的计量方法进行介评，并明确论文中使用的中间产品计量方法，即依据联合国2002年广义分类法(BEC)下界定的中间投入品范围，根据文中研究需要进行一定修正。论文第2章在梳理国内外学者有关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在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方面的合理性。同时，认为要全面透彻地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必须扩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关于生产要素的理解，即不仅包括传统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生产要素，还要强调一些具有后发优势的生产要素，如无形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另外，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要动态地理解比较优势概念。最后，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提升其比较优势以及相关途径。 在上述基本研究基础上，第3章利用中国海关公布的统计数据，从贸易规模、贸易伙伴分布、技术含量和比较优势指标等四个方面对中国中间产品贸易的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结论：一是中国的中间产品进口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二是中国中间产品贸易伙伴主要分布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三是中间产品贸易在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中的比重较大；四是中国的中间产品贸易具有明显的比较劣势。同时，认为中国中间产品贸易局面的形成，和东亚的区域生产网络、中国优惠的加工贸易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国内的经济活动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第4章和第5章是中国中间产品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也是论文的重点部分。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因此第4章以加工贸易作为主体分析了中国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经济效应问题。结论是：中国通过加工贸易方式，促进了经济增长，扩大了就业，推动了对外贸易扩张，获取外汇和优化贸易商品结构。在中间产品贸易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分析中，认为要素贸易条件能更为恰当地反映中国的贸易获利能力，结论是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中国的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不是价格贸易条件所反映的恶化。同时，也指出，由于目前中国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尚处于生产贸易链条的低端，在利益分配中居于不利地位，长期以往，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另外，中国的中间产品贸易和加工贸易方式，致使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欧美国家之间贸易呈现典型的三角关系，并成为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逐年递增的根源，因此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对解决中国和欧美之间的贸易顺差问题作用十分有限。第五章是论文的主要创新所在。这里以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中间产品贸易作为技术溢出的载体，考察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存在性和显著性，根据已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属于最新的尝试。 具体步骤如下：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根据产业的复杂程度，选取制造业中的16个子行业，采用数据包络法(DEA)，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TFP)，同时假定TFP的提高主要来自技术进步(TC)和技术效率(EC)，并将TFP、EC和TC三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不同于传统的计算TFP的索洛残余法，DEA方法不用假定行业的生产函数，同时能将TFP细分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另外，根据计算结果，技术进步在1999-2003年对制造业中的16个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要大于技术效率提高所起作用。 解释变量的选取：首先计算出中国从选定外国进口的中间产品贸易额和外国GDP的比值，作为外国研发支出的权重，然后分别对选定东亚国家、欧美国家的研发支出进行权重处理，最后将进行权重处理之后的欧美国家研发支出、东亚国家研发支出作为其中两个解释变量。另外，将中国本行业研发支出和中国其它行业研发支出作为另外两个解释变量。 模型回归：采用修正后的Coe.D和E.Helpman(1995)公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是： 1)选定的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通过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且作用较为显著，但没有对中国的技术效率的提升起到正面作用。 2)选定的欧美国家通过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小于选定的亚洲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 3)中国本行业研发支出对本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起到促进作用，但作用系数小于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的技术溢出，但本行业研发支出对本行业技术效率提升比较显著。 4)中国其他行业的研发支出对本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阻碍作用。 最后，第6章在上述研究结果基础上，对下面三个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及措施。一是对贸易战略和政策挑战和启示。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条件下，出口鼓励或进口保护的对象可能是别国产品，从而对中国现有的低干预出口导向贸易政策提出挑战；同时根据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中国可以在某些领域直接发展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不一定严格遵循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道路。二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由于中国目前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体现在以劳动力为主的一些初级生产要素上，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应当将培育具有后发优势的生产要素作为重点，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具体措施包括：创新体制的建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加强“走出去”战略的力度，实施以产业为导向的外资政策，将加工贸易作为工业化战略，培育生产者服务体系。三是重点探讨将加工贸易作为工业化战略，及其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根据所做的实证分析结果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强调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加工贸易对于中国推行工业化战略的合理性，并提出中国要实现加工贸易结构升级，应当从提高加工贸易劳动力素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以及提高国内的中间产品采购比例几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