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以来,从梁启超的“新民”召唤到陈独秀、李大钊等的“青春”言说,“青春想象”逐渐成为启蒙狂热时代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个人主体这一社会思潮的重要表现形态。1921年起,郁达夫创作了一系列以留日青年的生活经历为题材的小说,成功闯入“五四”文坛。这些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却呈现出对“五四”“青春想象”的质疑与解构。基于此,本文除绪论和结语部分外,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及郁达夫前期小说中现代民族国家想象问题。小说中的知识青年大多原本怀揣实业救国的个人抱负东渡求学。然而,留日期间他们在学业上无心学习、沉迷文学,这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为典型代表的东洋派留学生弃“医”(科学)从“文”(文学)的人生经历构成某种内在呼应。这种弃“医”从“文”获取现代启蒙精神的职业转向,源于日本体验和传统文化等因素的交互影响,既彰显了东洋派留学生的复杂心路历程,也渗透着有关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问题。第二部分论及郁达夫前期小说中现代个人主体建构问题。小说中的知识青年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觉醒。然而,觉醒后的他们却困窘、孤独、放纵,“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五四”“青春想象”所召唤的是有着自觉自任的“新青年”,但郁达夫前期小说通过“作家自叙传”的“生命表达”,塑造了一批孤独沉沦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这种创作与理论上的差异性源于作家个体复杂的生命体验,既显现了作家创作的复杂动因,也包含着作家对于“五四”青春启蒙的复杂心态。第三部分论及对郁达夫前期小说解构青春现象的反思。郁达夫以“解构青春”的个性书写闯入“五四”文坛,却赢得国内青年的赞誉并引发“郁达夫热”。这一现象根源于原本脆弱的五四思想启蒙终结之后青年生命体验的互联互通,也显现了郁达夫小说之于“五四”青春理论的反讽意义。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引进传播,郁达夫亦由个人的青春言说转向对农民、大众文艺的倡导,但其后期创作已无法完成对理论倡导的有效支撑,文学史影响不及前期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