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随着一大批大型电视纪录片的播出,我国的纪录片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运作模式上,它按照投资——回报的市场规则运行,而不是电视台不计回报的预算及播出运作模式。在制作模式上,它按照文化工业的模式制作,而不是个人创作。在传播模式上它应该是分众化专业传播,而不是大众化传播。可以说,经历了20年国家话语,10年民族寻根,10年大众美学,中国电视纪录片走到今天,一个多元共生的格局已然形成,而陌生的市场转型却仍在路上—市场不仅仅意味着商业利益,更意味着文化影响力。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2004年以来大型电视纪录片的兴起做出介绍并阐述了新时期大型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历史、盛行的原因及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文章的第二部分由个体推一般的方式,列出大型大型电视纪录片的群属特征。用整体代替个体的方式去研究新时期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这一时期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受到特定时间和环境的影响,受到当下技术手段和传播理念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类属特性。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题材广泛,包容量大；规模巨大,制作庞大；结构多样,形式丰富；具有强有力的思辨意识和主体意识；具有强烈的审美意识和历史意识。最后,新时期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承担以往的荣光,在新的时期起着重要的纪录作用,体现着媒体应有的担当。考虑到纪录片表述内容的重要性和文化诉求的重要价值,文章的第三部分将新时期大型电视纪录片的内容构建与信息传递单独成篇。文章撷取《故宫》、《台北故宫》、《敦煌》、《再说长江》、《美丽中国》、《大国崛起》等六部新时期大型电视纪录片的经典之作,对新时期大型电视纪录片的内容及其文化诉求做出总结与思考。2004年以来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到底怎样选择内容,第一个在于知识性方面,也就是传播什么样的知识。第二个在于文化层面,即应该体现出一种怎样的文化理念和诉求。在知识性层面,制作者主要关注三方面的信息,即最重要的信息、最新的信息、最具有疑问性的信息。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往往由十数集篇幅构成。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把重点浓墨重彩,如何安排已经确定的内容,叙事的线索和集与集之间的安排就显得愈加重要。各集的安排怎么体现出制作者的思路,怎么便于观众收看也是本章要阐述的内容。在文章的第四部分,本文对于2004年以后大型电视纪录片新的发展趋势做出了介绍。2004年以后大型电视纪录片更加国际化了这体现在制作手段的国际化和营销的国际化。2004年以后大型纪录片的娱乐性因素大大增强,这应和了我国电视媒体娱乐化的大背景。2004年以后大型纪录片更加时尚化了,这体现出纪录片工作者的精益求精和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