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针对19世纪朝鲜与清朝关系中使臣外交活动的研究。从朝鲜王朝后期起,与清朝关系就是最重要的外交内容,而维持两国关系良好局面的关键在于使臣,两国使臣可分为依照清朝惯例派出的和朝鲜自主派出的两类,使臣行为的变化可以体现19世纪后期两国关系的特征。清朝有派遣使臣入朝的惯例表明两国关系极为重要,但《江华条约》后双方面临新的国际关系问题,使臣的活动保持了两国友好的关系。朝鲜的正祖王登基后为摆脱不稳定的政局而急于稳定与清朝关系。在乾隆皇帝过生日时史无前例地派遣特使以祝贺,乾隆皇帝对此予以积极的回应。通过持续的外交活动,清朝与朝鲜的关系逐渐变好,对此有积极作用的祝贺外交成为正祖王此后采用的重要外交方式。但在正祖王的外交手段中,限制使臣的私人交流和“使臣无外交”观念造成了许多问题。随着局势变化,朝鲜使臣尝试着进行私人交流或者在正式活动中与清朝的官员进行交流。由此对乾隆帝的评价也有所上升。从19世纪起,使臣在两国政局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外交活动。朝鲜在嘉庆帝举办五旬和六旬庆祝活动,1861年北京政变,以及1872年皇太后尊叶赫那拉氏徽号“慈禧”等事件中均派使臣进行祝贺外交。朝鲜曾请求清朝对天主教徒的管制,还通过向清朝皇帝报告朝鲜国内的叛乱,以求阻止叛乱队伍撤退到清朝国土。同时正祖王还通过请求清朝皇帝辩诬而巩固其在国内权威。这些都是朝鲜利用清朝克服国内外危机的举措,其具体实施由使臣承担。在使臣逐渐开展的私人交流中,清朝满族官员也被纳入进来。一开始私人交流并未涉及政治问题。在朝鲜发生“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后,一些朝鲜使臣通过既有的交流活动传达朝鲜的外交请求,结果“使臣无外交”原则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