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各国都试图把握当今时代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十八大以来,我国更是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调动全社会创造活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需求下,大力支持和发展高技术产业,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提升高技术产业在我国制造业中的比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制造业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更为我国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2006年以后,我国高技术产业进入蓬勃发展期,创新投入和产出均得到较快的增长,创新水平不断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益不断提高,形成良性发展循环。然而,我们依旧不能忽视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我国高技术产业体量大而质不优,投入产出水平较低,以及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等,这些都无疑给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阻力。在此背景之下,本文以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为研究基点,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两个视角出发,同时以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和产业创新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回顾相关文献研究,综述了国内外对高技术产业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梳理和分析了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在分析了本文的研究机理后,提出本文研究中待验证假设,通过将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利用系统GMM模型,重点分析了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各省不同年份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部省份的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中部地区部分省份的产业集聚水平也有出现较大提升。其次,江浙沪地区为代表的东部省份在环境治理投资上的支出较大,同时环境污染排放量相对较少,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较强。(2)技术研发阶段我国高技术产业整体创新效率略低于技术转化阶段,体现为技术转化阶段更多的省份数值达到1,实现了最优化。此外,并非只有东部发达省份的创新效率实现最优,辽宁和海南等省份的数值同样较大。(3)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存在时滞效应,产业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呈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环境规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其次,综合考虑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时,其主要系数值和显著性均有提升。(4)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的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在技术转化阶段都要低于技术研发阶段,而控制变量产业国有化水平、政府研发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技术研发阶段影响不太显著,但政府研发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技术转化阶段存在明显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