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文的主要内容及观点本文围绕公司治理、代理问题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除导论外,全文分五章:第一章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的概论。股利是企业的股东从企业中所获得的利润,它以股东的投资额为分配标准。一般来说,股利是股息和红利的统称,其中股息是指优先股股东按照事先约定的比率定期从公司分得的收益,红利则是指普通股股东在分派股息之后从公司分得的不定期收益。本文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类型划分为以下四类:①不分配、②只派现、③只送股、④既派现又送股。公司治理所要探讨的问题一直存在于经济与管理实践之中。笔者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组联系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安排,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相互制衡,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股利政策实质上既是财务问题,又是公司治理问题。它是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非投资人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共同结果;同时,股利政策也可以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用以缓解代理问题。在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中,特定的公司治理状况决定了各博弈方在博弈中的地位,从而直接影响到博弈的结果即股利政策,因此股利政策是各利益相关者在特定博弈框架与公司治理状况下的一个均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均衡反映的只是财务管理环境与公司治理状况对股利政策所产生的基础性影响,本文并不否定其他因素如公司的盈利状况也会对股利政策的产生重要影响。第二章文献综述。股利分配的代理成本理论是由詹森和麦克林(Jensen和Meckling,1976)创立的。詹森和麦克林以委托—代理理论为研究框架,通过研究公司股东、管理者和债权人三者的利益动机及分配关系,建立了股利分配的代理成本理论。他们认为,股东为避免自身利益损失,要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行为,势必导致代理成本的发生。但股东越保守,代理成本就越高,对债权人就越有利,对股东就越不利。因此,股东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平衡利弊得失。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1984 )探讨了股东与经理层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他用两种代理成本来解释股利政策:一种形式的代理成本是股东对经理的监督成本,另一种则是经理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单个的股东监督经理要承担全部的成本,而只按其持有的股份比例获得收益,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使得单个股东缺乏足够的激励对管理人实施有效的监督。如果有一个类似于债权人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监督,他们可以转嫁一部分监督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与风险有关,股东希望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投资成功,可以获得全部收益,如果失败,则由债权人共同承担。债权人当然会认识到这一点,会在借款时进行严格审查,并对公司进行种种限制。公司经理对投资项目要关注全部风险,股东主要关注市场风险,非市场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组合降低。如果企业经营失败,经理层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就会丧失,因此,经理层会选择风险小、收益低的项目。通过调整负债和权益比率可以降低风险,经理层先通过决策筹集资金,而后截留利润追加投资,降低负债比率,可以降低破产的风险。股利有调整负债权益比例的作用,发放股利使得公司不断走向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发行股票时,有投资银行和类似的机构详细审查公司的资料,而举债筹资时,有类似银行的机构进行监督,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介入大大降低了股东的监督成本。股利支付降低代理成本的内在机制是:如果公司持续通过金融市场筹集资金,对管理层的监管问题和管理层对风险的回避问题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这是因为资本市场是对管理层最好的监督者。而股利支付正是迫使公司进入金融市场筹资的主要方法之一,因而可以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第三章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股利政策分析。本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进行分析。一般认为,公司治理就是要解决企业家或管理者与外部出资人的激励问题,这涉及到三个层面:股东与经理人、股东与债权人、控股股东与小股东。本文从这三类基本代理问题出发,分析不同代理模型中利益主体的股利支付动机,并据此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了理论演绎:1、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人力资本的不可分散性和专有性特征使得公司经营失败对经理人造成的损失要远远大于股东,股东的风险偏好要高于经理人;人力资本的难以价值评估性质导致以人力资本价值为基础签订的雇佣契约的不完全性,代理人拥有的信息优势将会助长其通过行为选择来改变实际收益。由此,对于经理人而言,减少股利的发放,一方面可以减少其破产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手中拥有更多的自由现金流来谋求更大的非货币收益,自然就成为经理人的首要选择。2、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利益协同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利益协同效应指股价上涨带来的财富使二者的利益趋于一致,控股股东有动力采取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的行为。利益侵占效应的发生归因于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获得相同收益的情况下,二者付出的成本是不一致的。控股股东主要承担两个关键成本:风险成本以及治理成本。为了弥补其承担的成本,大股东往往凭借其控制权获得除共同收益以外的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的大小和控股地位密切相关,股利分配作为一种利益分配机制,也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博弈。在我国,控股股东持有的多为非流通股,无法直接通过二级市场获得资本利得,控股股东期望从上市公司获取现金弥补上市之初将不良资产剥离的成本,而且随着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越来越受到监管部门的限制,使得发放现金股利成为大股东套现的一种手段。3、一般来说,债权人倾向于减少股利的发放。因此在债务契约中,债权人往往会加入限制公司发放股利数额的保护条款,比如,除非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以及其他和资产流动性有关的财务比率高于某一最低标准,否则不得发放股利。另外在债务快到期时,公司也需要保留资金以偿还债务之用,凯利(Kalay,1982)认为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冲突,二者需要最优和约减少冲突成本,因此资本结构的变动,合约变动都将影响股利和投资决策。第四章公司治理结构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假设一:管理层通过股票股利将资金保留于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假设二: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转移现金的行为。假设三:控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转移现金的能力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约束。假设四:公司的负债水平与股利呈负相关,且负债比率高的公司更偏向于选择股票股利。假设五:股本规模影响股利政策,规模越小越倾向于股票股利;规模越大越倾向于现金股利。笔者围绕上市公司是否分配股利、发放多少股利以及如何发放股利建立多元回归方程来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第五章研究结论以及对策建议。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了股东与经理人、股东与债权人、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在股利政策上的反映。就我国上市公司总体而言,“一股独大”的现象突出,而其中大部分控股股东又是国有股股东,从而造成了大股东超强控制与内部人控制并存的局面。同时股权结构存在流通性与非流通性的分割,一方面导致控制权分割于流通市场之外,强化了大股东和内部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导致市盈率较高,市场偏好股票股利,股利支付行为异化,两方面综合起来,促成资本市场治理功能低下的现况。兼之法律机制治理功能较差,因此上市公司整体上不分配的倾向明显,股利政策目标受到再融资行为的左右,操纵股利支付水平以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和套现行为支撑了派现公司群体的高股利水平。最后笔者就股票股利的会计处理和股利分配的监管提出了对策建议。二、本文的特色与主要贡献1、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从股东与经理人、股东与债权人、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三个层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进行了分析。2、系统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本文将控股股东类型和股权集中度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因素引入分析的框架,并应用T检验、Z检验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证实了二者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