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跨文化敏感水平与冲突处理方式之间的潜在关系。根据G.M.Chen与W.J.Starosta对跨文化敏感度的理论研究,跨文化敏感包含六个要素:自尊(self-esteem),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思想开明(open-mindedness),移情(empathy),交际投入(interaction involvement),与理性判断(suspending judgment)。基于其跨文化交际理论模型的成熟,G.M.Chen与W.J.Starosta开发了跨文化敏感测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用于测量跨文化敏感水平。经过多位学者反复验证,证实该表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该表被用于本研究中测量外贸从业人员的跨文化敏感水平。M.A.Rahim与T.V.Bonoma的五种冲突处理方式作为本研究理论框架的另一部分。Rahim设计开发了交际冲突问卷,用来研究受试人员倾向于选择哪种或哪几种冲突处理方式。作者选了从事外贸业务的中国人作为调查对象,通过三种途径分发收集问卷。本研究采用的统计方法为皮尔逊(Pearson)及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从168份有效问卷的分析研究中得出:1.中国外贸从业人员倾向于选择整合式,回避式及妥协式来处理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冲突,而较少使用屈从式或独裁式;2.中国外贸从业人员的跨文化敏感水平中等偏上。在跨文化敏感度的五个维度中,受试人员的文化差异认同感最强,其次是交际参与度,交际专注度,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最弱;3.跨文化敏感度的各个维度与冲突处理方式有或正或负的相关关系。跨文化敏感水平与整合式冲突处理方式有显著的正相关趋势,而与回避式,屈从式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妥协式及独裁式没有显著相关趋势。在讨论部分,作者从商业,文化及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等角度来解释结果。本研究的发现将为个人,企业及跨文化培训机构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此外,本研究建议以后在做此类跨文化敏感与冲突处理方式的相关研究中,重点应考虑性别,职位,教育水平,年龄等因素对跨文化敏感与冲突处理方式的关系的交叉影响。作者还建议,以后的类似研究可以使用其他测量问卷,来证实该发现是否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