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不断推进“走出去”发展战略，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飞速发展，并成功跻身国际投资大国行列。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内金融市场也在发展过程中趋于完善与成熟，银行信贷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等都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色正快速成长和发展。此外，我国各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性差异，各省间存在明显的金融资源分配壁垒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较大差距。基于地区间的差异研究金融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理论分析部分，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入手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金融因素的基础关联。继而从融资需求、风险管理需求两个核心方面建立了金融发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更进一步，将金融支持区分为商业性金融支持和政策性金融支持，结合凯恩斯国民收入的“双缺口”理论分析思路，构建了外部金融支持与OIL框架下企业内部优势结合的企业金融所有权优势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证实了金融发展因素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路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的实证模型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被解释变量，金融发展因素选取了以贷款余额占地区GDP比重衡量的金融发展深度和以私人信贷比度量的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并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吸引外资水平和储蓄水平等变量。运用200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对全部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省份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两个代表金融发展因素的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将全省市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子样本进行比较回归分析发现，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结构变化两大金融指标仍然显著，但系数大小代表的影响程度在东、中、西部间存在明显差别。为了探讨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本文还将我国各省市地区按各年份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水平按高低排序后，将总样本区分为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进行比较分析，得到的结果仍然证实了金融发展因素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两个组别之间同样存在显著差异。实证结果也验证了传统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出口水平、吸引外资水平和储蓄水平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未能找到技术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发挥作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