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丹宁勋爵在《法律的未来》一书中所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英国作为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它的历史经验必然会对我国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有所启示。从英国法律援助的诞生来看,法律援助一开始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法律援助完全被看作是个人事务,并不属于政府责任。十九世纪,受到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福利观念的影响,政府被认为应当承担社会福利责任,为英国政府后来承担法律援助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战后,受到公民身份理论的直接影响,社会福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法律援助正式被纳入社会福利领域。此后的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细化了政府应当承担积极的法律援助责任范围和方式。正是这些社会福利思想的兴起,推动了英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英国政府逐渐在法律援助中确立了政府责任。在整个大的思想背景下,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二战以前,英国的整个法律援助一直以律师慈善为主导。直到19世纪,英国政府加大了其在社会福利领域的作用,推行福利国家制度。英国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建立起来。通过多部立法,英国政府逐步建立了行政主导的法律援助模式。这种模式帮助英国很快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但带来了巨额财政负担以及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通过《接近正义法》及一系列文件,英国法律援助中的政府责任开始重新划分,整个法律援助模式向着市场化的道路迈进。在法律援助制度具体运行过程中,英国政府承担了法律援助从实施到监管的一系列责任,主要表现为三大责任:管理责任、财政责任和监督责任。从管理责任上说,成立了向大法官负责的专项委员会,同时明确了其定位,使其区别于具体法律援助服务提供主体。从财政责任上说,在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引入“附条件协议”和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吸引社会其他资金多渠道投入法律援助。从监督责任上说,政府通过以委员会为主,多主体参与的方式形成了对法律援助的内外部监督。从1949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来,英国政府在运行过程中逐步明确了其在法律援助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形式和边界,能够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