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林登·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9月24日签署了第11246号行政命令以来，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已经在美国正式实施30多年了。关于肯定性行动计划有否存在与实行的必要的辩论，30多年间几乎没有间断过。在过去一些年里，这种辩论变得更为尖锐和激烈了。作为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一贯受益者，黑人等少数种族团体和妇女组织是肯定性行动的传统支持者，他们竭力维护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是肯定性行动计划越来越遭到男性白人公民的反对，甚至一些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也开始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如今，在这个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观点和保守主义观点的辩论，已经成为划分人们政治立场的一大分水岭，成为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这个问题也成为近几年来美国总统竞选中争论较为激烈的几个国内的问题之一。本文试图用社会学的方法，以客观的态度来阐述和分析美国政府实行的肯定性行动计划。 肯定性行动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黑人追求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的直接产物。1965年8月在洛杉矶的瓦茨发生了大规模的黑人骚乱，以后在美国其他一些大城市也相继发生了大规模黑人骚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慌。当时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处于冷战状态，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不得不采取较强硬的措施来缓和国内紧张的种族关系，肯定性行动计划便应运而生了。肯定性行动计划这一称呼最初来自肯尼迪总统签署的第10925号行政命令，该命令主要是要求美国公司的雇主们雇用更多的少数种族员工。约翰逊总统则进一步推进了肯尼迪的主张，他要求美国雇主不以肤色为原则来挑选自己的雇员，并特别要求联邦政府的承包商和接受联邦援助的各种机构尤其要注意积极雇用少数种族员工和妇女。 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初衷完全是为了纠正和弥补美国历史上数百年来令人感到耻辱和难堪的种族歧视所造成的伤害，帮助社会上遭受种族歧视的广大黑人和其他种族的成员获得平等的机会，从而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杜会处境。当时虽然美国的法律如《民权法》① RightS ACt）规定了黑人与白人享有平等的地位，但法律的保障不过是一纸空文，而肯定性行动计划却是带有强制性井具有实际效果的。大批黑人等少数种族成员和妇女进入了传统被白人男子垄断的行业和职业，并接受了较好的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计划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种族矛盾和帮助弱势团体摆脱困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个完全善意的政策，从其开始实施之日起，就受到各方攻击。直到今天，它所受到的挑战己使它四面楚歌了。人们对于肯定性行动计划越来越感到不满，认为它践踏了美国民主的精神，引起T“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争论的焦点是多方面的。 比额制（quotas）是关于肯定性行动计划争议最多的一个话题。这与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实际运行和操作有关。虽然它的最初原则是“色盲”的（color－blind），即不分肤色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考虑到大多数黑人等少数种族的基础薄弱，在与白人男子的竟争中总是处于劣势，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们予以照顾，使得肯定性行动计划至今基本上演变成在入学、就业、合同授予等方面，给予少数种族、妇女等同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一致的名额。由于过分地把这种照顾用比额制度来表现，从而引发了诸多的争议。比如，在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的入学竞争中，黑人学生往往由于比额制的存在，即使入学成绩低于某些白人学生，他们也仍然被录取，而某些白人学生则被拒绝录取。白人们自然会感到不满。 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则是犹豫不块，但从30多年来总的趋势看，最高法院对肯定性行动计划则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在最高法院遇到的第一个此类问题的典型案例中，白人学生艾伦·贝克控告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戴维斯医学院为少数种族学生设立专门的录取比 11 额，从而使他未被录取。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裁决反映了他们的矛盾心 理。最后，以5票赞同4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否定了戴维斯医学院的入学 比额制，裁定贝克入学；但同时，他们又认可在录取新生时把种族作为 一个因素加以积极考虑做法。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期，联邦最高法 院在一系列有关的诉讼中对私营雇主主动采取肯定性行动计划均表示认 可，同意对少数种族截留（sc亡aside）一部分合同的做法，少数种族有 受雇用优先权，以达到工作场所的种族平衡。然而，在以后的判决中美 国最高法院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1989年，最高法院以限制反歧 视法律为名，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对J．A．克罗森公司的诉讼中，否定 了里士满对少数种族保留30％城市合同的做法。在另一个有关的诉讼中 裁定如果一项带有明显歧视后果的雇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为雇主的合法 目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