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柄谷行人所讨论的共产主义的独特性体现在其基于一种“交换”的视野。在他所阐述的“交换样式理论”中,从交换样式A到交换样式D,柄谷行人以“交换样式”取代“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的构成体做出了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阐发,并在交换样式D中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康德哲学的影响下,柄谷行人建立起了“跨越性批判”的哲学反思态度,在康德式批判和马克思式批判之间往复移动的“强烈视差”中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共性,这种批判的共性激发柄谷行人重新理解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由此开启了他探索共产主义可能性的旅程,将共产主义解释为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试图建立起一个无支配的、强调人的自由和独立性的世界共和国。在柄谷行人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症结在于“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资本主义结构,资本、民族、国家三者之间环环相扣的联系是激发资本主义矛盾的主要原因。只有超越“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稳固性结构,打破三者之间的连环逻辑,共产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超越,柄谷行人于2000年在日本发起了新联合主义运动,试图以“非暴力”的形式抵抗资本主义的危机,在“消费”的场域下恢复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建立起无支配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圈。然而这场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却在实现短短两年之后伴随“911事件”的爆发而宣告终止。新联合主义运动的失败也暴露了柄谷行人重建共产主义的缺陷。虽然柄谷行人从“交换样式”入手解释共产主义内涵的理论思维独具匠心,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中对马克思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的吸收值得肯定,并且能够坚持不懈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度探索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这种精神亦是值得钦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柄谷行人重建共产主义方案的局限性。由于柄谷行人过渡重视“交换”和“联合”,低估甚至忽视了“生产”的重要价值,使得他所阐释的“调节性”的共产主义过于片面,经不起现实意义上的考验,只不过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理论构想而己。